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揭示城市发展新趋势

COVID-19 疫情几乎扰乱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这场持续数月的封城，粉碎了我们对平时美好生活的想象。那些原本坚实的支撑，看似稳定的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疫情蔓延也凸显了城市发展的症状。我们可以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城市化产物的两个侧面，并思考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院坚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是希望能够继续观察每年城市的变化，在回望时有可比的参考。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对2019年城市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今年已是该榜单第五年发布。这五年来，我们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和算法，固定了榜单的维度设置和数据计算方法：根据商业资源集中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群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以未来可塑性作为评价城市的一级维度。

2020年，进入“新一线”的15个城市分别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沉阳、青岛、合肥、佛山。其中，与去年相比，合肥、佛山取代昆明、宁波，首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注：商业魅力指数满分并非100分，最高分为一线城市最高值，北京为174.45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新一线城市的最高分以100分表示。

今年榜单的主要变化是增加了更多“民众选择”。比如，我们在商业资源集聚的商业核心指标中首次引入了商圈的客流量。此外，我们还通过百度地图慧眼的人口吸引力指数、中国联通大数据智慧足迹的外出务工人口数量及变化等指标，关注城市对新都市人的吸引力。

这也是佛山进入新一线城市之列的原因之一。除了广佛城市一体化带来的原有居住人口外，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和创新产业的进入，佛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从运营商手机信令数据来看，佛山外出务工人口数量仅次于苏州，位居全国第八。这使得佛山在考虑人才吸引力、城市规模和增长的未来可塑性指数中上升了7位。

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方向时需要考虑的核心命题。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更高效利用，资源需要在这些空间中聚集和交换。这些元素的不断变化动态地塑造着我们的城市。

今年的榜单评估了2019年城市的表现，武汉仍然占据新一线城市榜单的榜首位置。然而，COVID-19疫情从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迅速蔓延，也让我们意识到，四通八达的交通为城市带来移动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更容易传播。

城市规划理论中有一个术语叫“韧性城市”，是指城市系统在软硬件方面减轻外部影响，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从风险中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抵御疫情和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工，将是每个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城市治理问题。

考虑到今年榜单发布的特殊时间段，新一线城市研究院同时根据疫情专门制作了《2020年城市应急能力报告》，涵盖疫情应对和预防等方面从城市基础配置、城市复工响应四个方面分析各城市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应急能力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逐渐从事件中恢复过来。 （报告全文将在后续推送中发布）

疫情发生之前，大家对城市的期待都集中在优化城市各种要素的配置，通过城市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来提高生活质量。如今，城市互动的二元性再次被摆上台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网络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下面对五项主要指标的具体考量维度和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A业务资源集中度|

商业资源集中度是利用商业界选址研判的智慧来评价一个城市商业实力强弱的数据指标。它从三个方面衡量一个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主流消费品牌对该城市的知名度、商圈的实力以及商业基础发展程度。

上海一直是该维度得分最高的城市，并且得分大幅领先于北京、广州和深圳。一年来，不断引进更多“亚洲首店”、“中国首店”，将继续巩固其在全国的商业品牌影响力。

与2019年相比，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商业实力差距明显缩小。合肥商业资源集中度排名从2019年的第22位上升至第19位，成为近一年来上升最快的新一线城市。其中，在衡量主流消费品牌专卖店规模和增长的大品牌青睐指数方面，合肥的排名较去年上升了5位。

在今年的榜单中，新一线城市研究院利用数百万餐饮零售品牌门店位置信息，对337个城市近5000个主要商圈的地理范围进行分类，研究不同城市的重点。商圈品牌店集中度和客流吸引力。

对于领先的新一线城市来说，在顶级商圈打造的赛道上超越一线城市也并非不可能。在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中西部地区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其商圈平均每天吸引超过100万人次。

基础商业量的增加也是城市商业力上升的信号之一。近一年来，二线及以上城市中，昆明、厦门、济南、惠州、珠海的餐饮门店数量增长最快。

| B城市枢纽|

一个城市的枢纽地位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必须将其作为城市网络内的一个整体进行评估。

通过不同城际交通连接网络中城市的表现，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几类：上海、西安是典型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成都、昆明民航城际联运表现突出；武汉、南京是一个以高铁城际连接为主的城市；沉阳、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是广阔东北平原的核心公路枢纽。

在高铁冲击下，国内民航航线网络趋于稳定，航线资源日益向不同地区核心城市集中。面向国际已成为城市争夺民航枢纽地位的核心竞争力。 2016年至2019年，深圳、成都、昆明、咸阳机场国际航班增幅均超过35%，其中咸阳机场增幅高达87%。

以交通手段构建的网络承载着人流、货物交换。通过物流运输系统，生产资料和商品经过收集-分散-收集的来回到达目的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从义乌（数据汇总至金华市）和广州发出的包裹数量遥遥领先排名第三的深圳。

我们多年来运用企业关联网络算法，通过区域内不同品类品牌店的城市分布网络来判断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与以往数据一致，华北和西北地区均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格局，北京和西安在该地区仍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

| C市民众活跃度|

了解城市，首先要了解城市中每一个活跃的个体。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都市人通过消费、娱乐、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向上的姿态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新年度榜单中，一线城市之外，成都、杭州、重庆、苏州、武汉城市居民最为活跃，呈现出生机勃勃、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观。成都和杭州连续多年争夺该指数第一名——成都的夜间活动特色鲜明，而杭州的消费活跃度极高。

消费活动指数采集了饿了么外卖数据、淘宝天猫网购和海外购物数据。它衡量了城市餐饮购物的整体承受能力和市场规模，也反映了城市商业的丰富度和饱和度。可以观察城市人的消费行为模式和倾向。

与有形消费行为相比，社交活动更倾向于衡量城市人们互联、获取信息、分享幸福的广度和深度。随着社交平台的多元化，不同平台吸引的用户群体差异日益明显，这也分化了城市的社交活力氛围。

腾讯社交最活跃的五个城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和东莞——均位于华南地区。短视频平台抖音在以周口、遵义、富阳、驻马店为代表的二线及以下城市聚集了庞大的用户群。

今年的夜间活动指标包括夜间出行数据以及更多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夜间出行人数占常住人口的13%至14%之间，而沉阳则达到31.5%。人流数据让我们不仅可以考虑城市的夜间供给，还可以直接了解城市居民的实际夜间行为。

|D 生活方式多元化|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城市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走出去和自己居住的城市互动，几乎就等于失去了多彩生活的本质。

外出新鲜度指数汇集了城市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选择。抖音打卡地点最丰富的前五名城市包括杭州、成都和郑州三个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占演出场馆资源的25%；重庆是新一线城市中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城市，而从人均数量来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拥有书店最多和人均电影院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随着地方变得更加丰富并且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者行为就会增加。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原因在于消费偏好赋予了消费行为多样性。淘宝消费多样性指数显示，近一年来消费多样性排名增幅最大的前10名城市中，四川城市占据半壁江山。此外，排名明显提升的城市大多是四五线城市——网络消费的下半场是低线城市的舞台。

不同城市展现出不同消费偏好和特点的背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休闲方式。休闲丰富性观察的是基于城市人多样化需求而形成的各种休闲方式。

马蜂窝数据显示，杭州、南京是一线城市以外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腾讯营销大数据显示，成都是最喜爱音乐的新一线城市，紧随其后的是东莞、西安、重庆。

| E未来可塑性|

未来可塑性是一个关注当下、能够预测未来发展的数据指标。

与往年相比，今年东莞、佛山在未来可塑性方面的排名都有明显提升；相比之下，武汉、厦门等城市排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充满创新氛围的竞争赛道上，城市群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全国所有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叠加的空间图清晰地显示，科技企业高度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呈现出“强毗邻性”以及城市之间的“网络支持”。图案。

智联招聘的人才吸引相关指标显示，海归学生不再“聚集”在北京、上海，而是更加均匀地流向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毕业生保留率与本地大学资源实力的相关性逐年减弱。人才的选择趋向于区域中心城市和新经济活跃的城市。

通过阿里巴巴和京东两大领先电商平台的数据可以看出，城市整体消费潜力为：石家庄、惠州、济南京东线上消费增速位居全国第5、18、19位分别。其中，京东升级后的常州、惠州品类销售额分别排名全国第13位、第18位。在阿里巴巴对年轻人消费能力的综合评估中，莆田、福州位列全国前十。这些城市的增长表明消费下沉正在发生，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升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蔓延到更多的地方。

一个明显的拐点趋势是，2019年农民工总量超过100万的26个城市中，有17个城市农民工数量较上年有所减少。 “离开大城市”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当然，解读这一信息也不必过于悲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离开的人口必然会流向更适合自己的地方，这对于流入城市的人来说将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次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离开城市也是同样的道理。

|2020年城市分类完整列表|

（包括中国大陆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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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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