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功德林学员的曲折同心路

1949年春，解放军占领北平，功德林开始陆续搬入“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士和抗战时期的老英雄……

正是从功德林的起点，这些学子开始了自己曲折而传奇的同心之路。但在转型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据沉醉所著回忆录记载，功德林中有六位性格各异的将军。他们除了贪财之外，还好色，而且还特别怕死。

吃空饷的六十六军军长

在许多描绘国民党反动派的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贪婪、贪婪的小人。

沉醉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位蒋军嫡系，第66军军长。他是安徽合肥人，是张治中将军的老战士、同乡。

渡江之战爆发后，他率部族起义。厌倦了打斗杀戮的生活，他回到合肥老家，遇到了一些波折。这位军事指挥官制造了许多谣言。

考虑到他作为起义将军的身份，他被派到北京功德林与同事们一起改造和学习。

此人与沉醉以前曾合作过，老友相见，他如竹筒倒豆，将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沉醉。陆军司令刚担任连长时，工资是空的。

所谓“空薪”，是指一家公司约有120至150人。其实是故意招不到这么多人的。连长故意多报阵地，扣留多余士兵的粮食、工资和补给。

当他担任连长时，他开始领取无薪工资。当他担任营长、团长、师长时，他拿的越来越多。后来当了军团长，他就再也受不了了。

据军长介绍，国民党建制部队有一半人员就不错了。例如，一个团可能有大约1000到1500人，但实际上可能只有700到800人。有的部队连1/3的兵力都不够。

如此一来二去，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战时，由于兵力实际数量虚报，“国防部”在排兵布阵方面始终受到掣肘。

至于66军军长是谁？沉醉没有说话，因为他担心朋友的面子。

不过，翻查资料不难发现，第66军首任军长叶昭是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人，1949年举家赴香港。

继任司令谭遂是广东开平人。 1949年病逝。六十六军成为蒋介石军嫡系后，第一任军长张震是河南罗山人。 1949年叛乱，1953年调到当地工作。

接下来的两位军长是江苏江都人方静，1966年4月16日被特赦。湖南长沙人罗显达，1950年11月在越狱时被枪杀。

除去去香港或病死或被枪杀的人，66军军长的真实身份就在上述人中。很难说清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

据军长介绍，国民党部队吃空饷是常有的事，有时不吃饭是不可能的。与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相比，这样的政党和军队没有丝毫让步。

被戴笠亲自扣押的好色军长

古人云：饱暖则思淫欲。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得为女人着想。

看过谍战剧《潜伏》的人应该对杨文泉这个名字很熟悉。戴笠军长临终前专程来到天津军指挥站，向吴站长通报了今后的工作安排。

其中，戴笠特别提到了当时因纳妾而被他逮捕的国民党第94军副军长杨文泉。

这并不是电视剧里杜撰的情节，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但戴笠生前是否曾到访过天津军统车站，值得怀疑。

戴笠死后，杨文全被无罪释放，担任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中将兼师长，继续肆意妄为。

1947年3月，国民党改“全面进攻”为“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等地发动重点进攻。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部署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兵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与之决战。

粟裕将军和陈毅元帅审时度势，制定了太孟战役的计划。 1947年4月22日，解放军在粟裕指挥下，首先对国民党左翼泰安警备第72师发起围攻。

战争只持续了四天。至4月2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敌军，整编第72师师部和两个旅。贪婪好色的杨文全被解放军活捉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杨文全、沉醉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中心。

据沉醉回忆，即使成为罪犯，杨文泉仍然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用温水洗手、洗脸，洗完后还得涂点霜。

早上起床前在头发上涂抹一些油脂。工作时必须戴帽子以保护头发。

与沉醉等人聊天时，杨文泉豪气地说：“我担任军长、中将师长时，山东村村都有婆婆。”

虽然杨文全说的有些夸张，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此人极其贪婪好色。他走到哪里，想的不是整顿军队，而是如何玩弄女人。

沉醉对他的评价是“香风流将军”。

两个极其迷信的将军

我们中国人在遇到大事之前，似乎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会叮嘱晚辈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这其实与迷信无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普通人想要求好运，只是想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心，并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

然而，迷信的落后思想一旦运用到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那就成了荒唐可笑的故事了。

如果有人看过电视剧《特赦1959》和老电影《决战之后》，张干这个名字应该很熟悉。

张干，1897年出生，与白崇禧、李宗仁同为广西宗将。不过，张干还有一个绰号，“罗盘将军”。

据说，每次战斗之前，张干都要先算算算命，决定具体的进攻方向。

到了功德林后，张干被分配了一张靠窗的床位，但他却不管这个“风水宝地”，把床位搬到了靠近门口的地方。

据他介绍，这就是用手头的工具算出的“吉位”。

其他犯人经常看书看报，但张干手里总是拿着一本《周易》。他痴迷于算命。直到1959年去世，他仍然非常迷信风水。

另一个迷信的人名叫康泽。他长期从事间谍和政治工作，他的双手沾满了许多共产党人的鲜血。

据康泽回忆，被捕当天恰逢他44岁生日。外面枪声隆隆，康泽其实还想着庆祝自己的生日，美其名曰“高兴”。

结果，就在生日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军事指挥部就被解放军接管了。逃跑时掉进烟囱，被解放军救了出来。

来到功德林后，康泽还是比较迷信的，一直相信民间偏方可以治愈大病。他多次让蜜蜂蛰自己裸露的手臂，声称可以治疗心脏病、冠心病。这是迷信行为。

多年后，沉醉与康泽重逢，问他还用“蜂疗”吗？

他不好意思了，摆摆手说：“在党中央的感召下，我早就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生病了就去医院治疗，我不做。”那些徒劳的事情。”

两位看似勇敢实则怕死的将军

两军交战，各自为自己的主人而战。许多前国民党将领在被活捉时，都说过“以身殉国，报答蒋主席的养育之恩”之类的话。

被送往战犯管理中心后，他拒绝接受改造，想与政府和社会作斗争，向蒋介石表示效忠。

然而，这些“英雄”之所以如此不怕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死亡的威胁。

毕竟党中央从来没有想过要处决这些罪犯。毛主席多次告诫：“不要打、骂他们（被俘战犯），做好思想工作，以说服教育为主。”

在这种语气下，这些国民党将领就有了挑战的底气。

然而，当面对真正的死亡威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英雄”，而是无比的怯懦。

王灵济是川军中最高级的将领之一。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曾任国民党将军。

刚到战犯管理中心时，王令吉因为长期被宠坏，不会叠衣服、叠被子，甚至挤牙膏。每次刮胡子，他的脸都会不可避免地流血。最终，杜聿明实在忍无可忍，及时赶来帮忙。

他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却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肯改变的态度。当其他战犯主动写材料承认错误时，王灵济却骂人“贪生怕死”，绝不投降。

有一次，国民党另一特务头子徐元举向监狱长报告：王灵济是1927年重庆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应严惩。

王灵吉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他吓得脸色发白，指着徐元举骂道：“他诽谤我，诽谤我！”

有人安慰他说：“别怕，谁做了什么，解放军一清二楚。”

王灵姬越想越害怕。他赶紧回到宿舍，花了几十分钟写了一份证明。

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曾经号称不怕死的王灵济，一旦之前的错误被举报曝光，立刻就会陷入恐慌。

原因是他认为一旦指控得到证实，他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之前所说的那些所谓的说辞全都忘得一干二净，立即写下了佐证文件，极力撇清关系，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举报王灵济的徐元举也是如此。

徐元举曾在重庆渣滓洞杀害了数百名共产党员。 1949年底，西南地区解放后，徐元举被押往白公馆。

1956年夏天的一天，解放军管理员向徐元举、沉醉等人表示祝贺：“恭喜大家，明天送你们回去。”

沉醉、徐元举等人闻言，顿时焦急起来。尤其是所谓“猛男”徐元举，“立刻吓得打架，鹰钩鼻尖流清水”。他看上去就像是天要塌下来一样。

这件事管理员没有说清楚，这让沉醉和徐元举误以为过几天他们可能要在这里解释一下。

管理员说“恭喜他们，把他们送回去”，因为他们为这些战犯找到了新的拘留场所。新地方的条件比白府要好很多。

为了活跃气氛，说了几句俏皮话，没想到却引起了这么大的误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让徐元柱惊慌失措。这难道不表明他是多么的怕死吗？

以上这些都有据可查，类似的故事在相关回忆录中比比皆是。

将军的决战不仅仅局限于战场！凶狠、嫉妒只是这些战犯的保护色。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宽宏大量，没有人民群众的不忘恩怨，这些人可能就得根据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改造。

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获得了赦免，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得不说，共产党是宽宏仁慈的，伟人是高瞻远瞩的。

参考：

[1] 西域．沉醉的间谍经历与人生的转变[J].炎黄春秋，2017(04)：76-81。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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