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与小贩对跪，凸显城市治理痼疾，拆违困境成焦点

时间：2024-09-14作者：admin分类：合肥资讯浏览：440评论：0

“请不要没收我的财物。”

“请不要乱动摊位。”

漫画中，两人面对面跪下。

该漫画取材于几年前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的真实故事。当时，城管队员不让一个商贩占道卖菠萝。僵持中，两人面对面跪了足有一分多钟。

城管执法双方“下跪”的背后，是当前城市治理痼疾的突出体现。

8月26日至27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2017年年会在湖北武汉召开。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管执法面临很多挑战，但目前国家尚无相关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规范。

会上，来自全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就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

拆迁的困境

违法建筑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对违法建筑的查处力度，但很多地方形势依然严峻，违法建筑数量仍然较高。

2017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北京已拆除违法建筑3000万平方米，计划拆除数量超过4000万平方米。

由此可见违法建筑的数量之多，拆除任务之重。

中国政法大学政府法治研究院教授王庆斌认为，面对违法建设，执法实践中呈现的普遍情况是，违法建筑长期不拆除，任其存在、蔓延。

“从实践看，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实施面临困难。”王庆斌说，如果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拆除违法建筑，将要付出巨大的执行成本，但收益却有限。

小摊位难以管理

《昆明两城管持棍殴打卖菜夫妇》《六城管殴打兼职学生》《合肥违章停车车主被罚款并辱骂殴打城管》……

合肥城管暴打_合肥城管被打_安徽合肥城管下跪

近年来，城管打人、被打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城管与摊贩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13年3月31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协调小组成员曹祥超与卖菠萝的小贩一起下跪，引起热议。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玉川看来，行政管理目标与人民生存目标之间的矛盾，是城管领域出现暴力执法倾向的根本原因。

莫玉川介绍，城管部门成立之前，城市管理是分散的，当流动摊贩在城里摆摊时，公安、交通、卫生、工商、税务、质监、园林（环境）等部门会相继甚至同时执法。

在“七顶大帽子围着一顶小草帽”的分散执法体制下，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乱处罚、乱收费、乱收费”等突出问题。

1996年3月，我国《行政处罚法》出台，对街头执法作出了规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专门的城市管理部门，形成了实施街头执法管理的“大帽子”。

此后，城管部门执法工作逐步增多，涉及十余个领域约200个项目，最多的地方达到400多个项目。

“整治流动摊点、治理城市‘牛皮癣’、强拆违法建筑等很多‘硬骨头’都集中在城管部门，这些事项特别容易与执法目标发生冲突。”莫玉川直言。

莫玉川认为，城管执法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手段不足等内部压力，以及市民认识不够、执法环境差等外部环境，导致城管执法暴力现象多年来广受诟病。

另外，在处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废墟、噪音、油烟、小市场等问题上，经济条件好的居民希望有一个没有商贩、油烟等影响生活的好环境，但又希望购物方便、网点多、物美价廉，于是希望把摊位设在别人家楼下。

在上述“邻避”心理现象下，是否允许流动摊点存在、是否允许开设临时市场，如何在满足政府维稳秩序需要的同时又能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等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面临的困境。

缺乏治理

在中国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看来，国家层面缺乏一部专门的城市管理法，是我国现行城市管理执法体系在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的重要原因。

马怀德说，城市管理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变现有体制，建立新型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立法。

“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但全国范围内一直缺乏中央层面的专门的城市管理立法。因此，城市管理执法一直存在法制依据不足、立法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莫玉川也认为。

今年5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部全面规范城市管理执法的省级地方法规。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小兵表示，目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散布在60余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全国尚未建立一部综合性的城市管理法律来提供宏观指导，加之其他省份也缺乏同类型、同层次法律制定的先例，导致《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立法总体难度较大，也存在不完善、不完整的问题。

王庆斌认为，我国对违法建筑设定的法律责任相对较轻、不合理，直接导致违法者从事违法建筑的成本较低，建议采取综合措施，降低强拆成本，提高违法建筑治理成本，采取“放管服”和“松绑”组合治理措施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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