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经济支柱电子信息产业，为何过度依赖富士康？

作者：智谷君

来源：智谷趋势（ID：zgtrend）

郑州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依赖富士康。

2018年，郑州进出口总额达615亿美元，位居中部六省第一、全国各省会城市第四，其中富士康旗下企业出口318.3亿美元，占郑州出口总额的82.5%。

富士康9年前落户郑州后，带动了一大批相关或配套企业，使得如今的郑州已经成为了华为、中兴、天宇、创维、OPPO、酷派、魅族等数百家终端智能制造企业的聚集地，智能制造已成为郑州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有数据显示，全球每7部手机中，就有1部来自郑州。

富士康是郑州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是这个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富士康之于郑州，和阿里巴巴之于杭州，完全是两码事。阿里巴巴不会离开杭州，但是富士康会离开郑州。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郭总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低制造成本，包括关税成本、人工成本、政府优惠政策等等，哪里有低点，郭总就会去那里，而且跑得比谁都快。

郑州只是富士康的一个营业点，富士康从​​深圳搬到这里，现在随时可以把生产转移到国外。

前段时间大国战争硝烟弥漫的时候，郭先生就表示，如果苹果需要移动供应链，富士康可以迅速行动，所以富士康会不会跑路，要看贸易、关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否已经超过临界点。

郑州把主导产业的命脉绑在一家企业身上，风险很大，这一点跟台湾省很相似。

二十年前，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科技实力远超大陆，而今天，它能超越大陆的领域只剩下几个，集成电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实力。

集成电路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以及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鸿海，但整个台湾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却极其脆弱，因为单单一家美国公司就能堵住要害——

台积电的营收占台湾制造业产出的20%（2016年数据）；台积电的市值占台湾股市近20%。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是苹果，富士康的主要客户也是苹果。每当苹果的销量出现波动，整个台湾股市都会颤抖。

台湾作为典型的“浅板块经济”，受制于市场、资源、土地等因素，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一旦全球环境转差，经济很可能遭受重创。

2019年以来，郑州变得尤为自信，GDP突破万亿，人口突破千万，兴奋地宣布：“请叫我特大城市”。

但基于这样的风险，郑州又能走多远？

近年来，郑州发展迅速，很大原因就是搞起了房地产业。

2016年至2018年，在以房地产开发投资/GDP计算房地产依赖度时，郑州每年都名列前茅，位列全国第三至第五位，高于杭州、成都、合肥、武汉等所有热门城市，房地产依赖度较高。

河南是农业大省，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工来到省会郑州务工，城中村是农民工最好的落脚点，有时一个村的常住人口甚至超过一个县的常住人口。

但“没有开挖就没有郑州”，郑州在城市建设上大规模拆迁改造，全市每年可拆迁中村100多个，拆迁建筑垃圾达1亿多吨，几乎可以填满阳澄湖。

短短四年时间，郑州市四环内175个城中村全部被拆除，城市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城中村，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耀眼的电线杆，昔日的繁华景象已荡然无存。

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数十万农民工被驱散到各处，甚至有人抱怨，生活在没有城中村的郑州，就像生活在一条丧家之犬。

郑州的拆迁速度简直惊人！如果是在法制环境和契约精神都很好的深圳，一年拆一个村子，别说一百多个，都已经是政绩了。

这种秒杀珠三角所有城市的速度，靠的就是绝对的力量俯冲，只是自上而下的强势推进，必然会引起世人一些“血泪”故事，这里就不细说了。

目前，郑州城中村改造已进入收官阶段，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已难以继续高速推进。

接下来郑州的房地产发展只能依赖城市化人口的自然涌入，这座魔幻现实主义城市的经济轴线必然会逐渐回归到由原有的产业结构支撑。

从产业角度来说，郑州想要超越武汉极其困难。

巧合的是，汽车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两座城市的支柱产业，但郑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武汉相比。

武汉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龙头是位列世界500强第82位的东风汽车集团，围绕东风，武汉聚集了法国、日本、美国、中国的四大车系、五大整车企业，年产汽车170万辆，占全国的6%，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达4000亿元。

郑州本土汽车产业的领头羊是主营客车生产的宇通集团，其垂直化、非大众化的业务注定不是东风的对手，郑州汽车产业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是郑州日产，但后者本身是东风汽车的控股公司，回头看，当年正是武汉给予了它养分。

富士康是郑州电子信息的领头羊，其关键词是手机制造，带有浓重的“代工”味道；武汉电子信息产业的关键词是半导体，涌现出长飞光纤、长江存储、华星光电等新兴高科技公司。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指出，长江存储基本代表了国产存储芯片的最高水平；华星光电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代表了全球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长飞光纤的光纤、光缆和光纤预制棒等主业已成为全球第一。

在大国博弈中，中国若想避免被“掐住脖子”，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支持新兴前沿技术。以“光谷”为核心的武汉电子信息产业比郑州更具代表性，指明了科技进步的方向，必然会受到国家层面更多的重视，产业发展也更有潜力、更有拓展空间。

另外，武汉和郑州都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两地国有经济的强弱受到国家布局、历史惯性和城市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这样比较有失公允，我们可以看看在自发的市场条件下，不断壮大的民营经济。

2017年，郑州19家民营企业营收合计2171亿元，而武汉市的民营企业营收为6321亿元，郑州仅为武汉的三分之一。

当然，企业营收有市场波动，双方所处行业不同，规模也会时有变化，关键还是看郑州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水平是否比武汉好，如果产业前景好，落后也是好的选择，只是暂时的、短期的，长远来看，还是有机会赶超的。

遗憾的是，郑州在这方面的潜力并不是特别大。

据统计，郑州19家民营企业中，有6家从事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从事房地产业务；有4家从事食品相关行业，有五分之一从事食品相关行业，主要销售农副产品。

在武汉，除了建筑业，关键词还有医药业。武汉民营经济实力最强的行业其实是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生物医药行业。此外，武汉还有金融、能源、电子等企业上榜。相比郑州，武汉民营经济领头阵营的现代化程度更高。

因此，郑州在民营经济方面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规模”上。

武汉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在中国逐渐走向后工业化时代之际，它是最具“东亚模式”气质的城市。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武汉市进出口总额2146亿元，其中出口1272亿元，这个水平和广东四五线城市江门（1123亿元）差不多。

事实上，武汉具备达到沿海城市水平的所有条件。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地处千里黄金水道长江咽喉，交通网络发达。20世纪下半叶，集装箱引发了航运物流标准化革命，让工厂不再为航运发愁。通过向沿海地区集中以节省成本，内陆地区也获得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

不过郑州的出口依存度可以达到25%，排在全国第16位，跟郑州的GDP排名相差无几，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只有8.5%，远远落后于其他特大城市，武汉是一个内向型的城市。

历史上武汉不是这样的。

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武汉工商业不断繁荣，民国时期武汉为中国第三大城市，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据史料记载，汉口港作为中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曾一度吞吐国内外出口船只近万艘，商贾云集，船舶绵延万里。

武汉曾经是全国对外进出口第二大城市，为什么今天武汉变得这么内向了？

原因在于武汉在经历计划经济的洗礼之后，越来越习惯并受益于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自上而下注入势能。

无论是上个世纪的“中国钢城”，还是21世纪的“中国汽车之都”，武汉在中国产业版图的重要地位，都得益于行政权力的重要作用。

权力深刻塑造了武汉的城市性格，也奠定了武汉发展的轨迹。

第一，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中，仅有武汉市被授予副省级市地位，行政级别较高，虹吸效应和黑洞效应较强。

比如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从宜昌迁过来、东风公司从十堰迁过来、中国三江航天集团从孝感迁过来……

2006年，湖北省社科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遵文研究发现，湖北省163家上市公司中，95%的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将总部迁往武汉，难怪有人说，“我们用尽了湖北所有的资源，才打造出‘大武汉’的名声”。

武汉省会城市首位度全国第四

第二，造成了武汉国强民弱的经济格局，据我们统计，武汉市前15家企业中，80%都是国有企业。

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武汉只能走一条内向型的发展道路。

一是海外风险大，大家不愿意出国，国有资产比较保守，极其追求稳定；

第二，国内有市场，他们也不想出国，靠着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他们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国内还有人接手，所以他们也没动力出国开疆拓土。你想想，潮汕帮为什么能垄断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富豪？这跟潮汕七山两水一田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向内发展没什么空间，就得向外扩张。

“东亚模式”扶持了武汉，其实有利有弊。

缺点是经济活力有些迟缓，不能和深圳、杭州相比；优点是追赶的速度很快，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正进一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自贸区试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取消多领域股权比例限制，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国内产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比如，贸易摩擦发生后，特斯拉“超级工厂”随即获准落户上海浦东，预计今年年底开始生产Model 3。未来特斯拉的中低端产品无需缴纳关税，可直接在中国销售。从市场销量来看，它的到来可以说是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次降维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然会出手扶持体制内的创新力量，有这个路径依赖，而且市场经济本身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投入大，回报慢，风险大，民间资本不愿意进入高科技产业，没有国家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弯道超车的先例几乎没有。

纵观二战后的产业史，日本的存储器、韩国的液晶面板、台湾的芯片制造之所以能打败先发国家，占领高科技领域，无非是因为行政权力的强力介入和干预。“东亚模式”是后发国家/地区成功追赶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关键密码。

武汉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企业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绝对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最大受益者。

虽然河南省在GDP和人口数量上强于湖北省，但郑州想要赶超武汉难度极大。

武汉优于郑州的原因，不是武汉“大”，产业也一样，而是武汉“新”，产业也一样。

正如我上面所说，这个特点决定了武汉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入、各部委的支持、中央的关怀……

当今全球科技创新速度如此之快，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对建立在旧技术基础上的产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光变》一书中提到，在CRT显像管技术时代，中国用了20多年时间，通过技术转让、合资等方式，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彩电产业，95%的价值链在中国。2007年液晶技术崛起后，中国彩电产业被彻底摧毁，八大彩管厂相继萎缩、倒闭，80%的价值链再次转移到海外，中国沦为加工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所以，一个城市只有规划好下一代的产业，才有未来，对于武汉如此，对于中国亦是如此。

在这场中部崛起的大戏中，长沙不是国家中心城市，享受不到和武汉同等政策；合肥的规模只有武汉的一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更不要说太原和南昌了。

至少未来十年，武汉在华中地区的领先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版面 | 曹艳艳

校对|主编：吴阳|叶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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