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从贫穷落后到经济奇迹，量子大街见证中国城市的崛起

【文/经济学人，译/观察者网郭涵】

沿着“量子街”漫步，你会发现这里是全球尖端科技公司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短短几年间，数十家公司从零开始构建起量子计算供应链，其产品包括一些全球最先进的商用技术。整个新区建成还不到 10 年，在此之前，这里最现代化的技术是农业机械。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地方：合肥，中国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省份——安徽省的省会。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合肥的经济奇迹仍在继续。从 2012 年到 2022 年，这座拥有 960 万人口的内陆城市 GDP 平均每年增长超过 8%。合肥曾经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但如今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却轻松超过中国城市平均水平（见下图）。

合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中国城市平均水平比重变化图来自：经济学人

合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合肥模式”，即地方政府投资与民营企业的独特结合，推动了高端制造业、电动汽车、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的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占合肥工业总产值的 56% 以上，而 2013 年这一比例还不到 27%。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合肥本地人辛自强认为，无论地方政府官员在做什么，似乎都是“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活力的完美结合”。

这种增长模式正是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未来的设想。合肥的科技发展呼应了他们引领“工业革命 4.0”的号召：通过发展新产业和供应链，摆脱以廉价制造业和债务驱动的房地产为主的“低质量”增长模式。这一愿景尤其关注那些错过了沿海省份互联网经济繁荣的内陆城市。如果这一愿景奏效，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轨迹将更像合肥，而不是今天的深圳和杭州等科技中心。

全球领先的液晶制造商京东方的部分主要工厂位于合肥。全球增长最快的电动汽车公司蔚来汽车也是如此。中文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的先驱科大讯飞是由合肥一所当地大学创办的。中国最先进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也是由合肥当地政府共同出资创办的。

外国公司也认可合肥的效率。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多年来一直在合肥设有制造厂，今年早些时候，大众宣布计划在合肥投资 10 亿欧元，建设电动汽车创新和设计中心。此类创新中心在中国沿海特大城市以外很少见，尤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创新中心。很少有内陆地区能够聚集足够的人才、物流和供应链来培育这样的中心。但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拉尔夫·布兰德斯塔特表示，合肥为建设此类设施提供了足够的条件。

永恒梦想大道

合肥的成功，引发了外界的诸多好奇。来自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代表团纷纷来访，希望重现“创造经济奇迹的魔力”。合肥一家国投集团的工作人员说，该公司接待外地代表团的日程已经排了一个月。

他们很快就会学到“合肥模式”的精髓。首先，这里拥有大量高学历、上进心强的人才资源。合肥地处内陆，距离上海约470公里，错过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的经济腾飞。但合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能够吸收长三角周边相对富裕地区的影响力，这也得益于安徽当地人勇于拼搏、不甘落后的性格。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出北京，先后迁往全国多个城市，最终于1970年落户合肥。在此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学者和科研设备。

如今，中国科大已重新成为全球科技中心。《毛泽东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主义根源》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弗·马奎斯指出，配套教育体系也蓬勃发展，使合肥成为优质教育资源密度高的城市。

合肥由此成为先进技术的研发工厂。中国科大设计了中国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在物理所不远处，科学家们正在测试世界上最先进的聚变能反应堆之一——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2015年，合肥一家医院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工具CRISPR的人体实验。从此，一个蓬勃发展的生物科学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被誉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来自：中国科学院

合肥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是人才流动。市政府经常从当地大学的理工科系招聘人才，并鼓励政府部门、大学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以建立信任和网络。一位当地干部在担任政府职务期间多年来一直帮助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寻找有市场价值的专利。合肥的商界人士表示，他们可以与当地各级行政部门的官员深入讨论行业话题。

第三个因素是合肥的“产业链领头人制度”。当地政府在半导体、电动汽车、量子科学和生物技术等 12 个行业设立了产业链领头人，每个产业链领头人都有一位政府官员，负责该产业的宏观规划。例如，2020 年合肥市委书记担任该市集成电路产业的“产业链领头人”，市长则负责显示器产业。

这些“链上领袖”与国家指定的“链上大师”合作，后者通常是某个行业的龙头企业。政府向这家企业传达政策指导方针，而这家企业又将信息分享给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前副所长倪华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企业和官员利用这一沟通渠道讨论国有资本分配、材料采购和潜在供应瓶颈等问题。

当地一家量子计算公司的高管表示，国有资本投资新公司前，会先咨询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了解新公司如何融入产业链。合肥一位刚刚创业的年轻创业者说，进入这些产业集团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供应链内部激烈竞争的空间，重点是打败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企业。

该模式的第四个要素是国有资本。当世界上其他城市都花钱为穷人修建学校、下水道和经济适用房时，合肥政府却把钱投向它能找到的最有前途的公司。合肥被描述为“投资银行家的政府”。合肥的政府支出主要流向三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庞大的投资组合，涵盖数百个投资项目。

鍵盤旋律

这些投资给市政府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力。京东方和蔚来汽车等公司处于这个庞大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一些较小的公司迁往合肥，以便更接近政府。绝大多数公司仍然是私营企业，但如果它们符合政府对供应链的规划，它们可能会吸引一些国有资本。这样，整个供应链就被合肥市政府牵头的少数国有投资集团连接起来。

过去十年，中国各省市都在尝试由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筹集的资金高达 1 万亿美元。其中许多投资回报平平，而且容易滋生腐败。例如，去年，当局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导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大量高管被捕。

合肥为何与众不同？这座城市作为国资城市，显然受益于城市的历史和区位优势。并不是每个内陆城市都能学习上海的经验，而不被“淹没”，也不可能不迎来名校。而“链条长制”的紧密衔接，也确保了合肥国投集团的每一个决策都能以产业为导向。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也异常敢于冒险。大多数城市缺乏经营私募股权基金的经验。他们没有动力去做多年后才会有回报的不确定赌注。领导人通常只在一个地方呆五年。即使长期投资成功，到那时他们也已经调任，无法再增添政绩。这种习惯影响了官员的投资偏好。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分析师张蒂莉举了一个例子，许多地方政府会投资芯片设计而不是制造。因为芯片设计的资本密集程度较低，可以更快获得回报。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当地政府的第一笔重大投资是 2008 年对京东方的 52 亿美元投资。当时，液晶行业仍由日本和韩国主导。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公司需要很多年才能具备竞争力。但京东方最终选择在合肥建造几家工厂，并从此主导了全球液晶行业。

京东方合肥自动化工厂

投资电动汽车公司蔚来的风险更大。2020年，当蔚来濒临破产时，合肥市投资了50亿元人民币。蔚来将中国总部和部分生产设施迁至合肥。不到两年时间，蔚来起死回生，股价飙升。彭博社报道称，合肥市获得的回报高达其原始投资的5.5倍。投资京东方和蔚来的国有企业合肥市建设投资集团从2019年到2021年每年的投资都超过50亿元人民币。

为了实现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愿景，合肥模式需要在全国其他地区复制。较小的城市需要能够培育电动汽车、太阳能和芯片等领先行业的大公司。仅有一条“量子街”是不够的。

但某个城市的经验往往会成为全国其他地区借鉴的模板。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模式”率先将中国劳动力与外国资本结合起来，将中国南方变成了世界工厂。大约在同一时间，以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命名的“温州模式”表明，依靠家庭储蓄支撑的家庭企业也可以在全国各地流动销售代理的帮助下取得成功。

“合肥模式”能不能输出？刑自强认为，中国内陆一些城市也有类似的起步条件，比如学校条件好、产业基础雄厚，或许可以借鉴合肥的一些投资策略。

但合肥的成功表明，单靠教育、产业和地理是不够的，政治主动性也发挥了作用。“合肥模式”需要进取心和勇气，国有投资集团必须承担并非总能带来回报的风险。如果地方干部没有失败的自由，这种模式很难在其他城市取得成功。

（原文刊登于8月5日《经济学人》网站，翻译中有所遗漏。原标题：《意想不到的科技集群体现中国的经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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