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区房狂热：家长为孩子同一起跑线不惜重金购房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梦想自己的孩子成为传说中的“天才儿童”，他们常说的是：给孩子一个和别人从同一起跑线起跑的机会。

来源：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ID：guyulab）

撰稿人：崔一凡

责任编辑：金鹤

房价几乎一夜之间上涨，张林最初想买一套200-300万的房子，后来预算提高到400万，对房子的要求也降低到“刚够我们一家三口住”。还有不少家长买的房子连蹲式厕所都没有，只能上公共卫生间。家里的木楼梯踩上去吱吱作响，“都快成历史建筑了”。

2020年至2021年，自上海正式实施中小学“民招”政策以来，学区房价格迅速上涨。热潮最盛时，一套破旧的“老公房”单价直逼汤臣一品。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一些家长开始寻求心灵慰藉。他们更喜欢在网上讲一些故事，比如一群程序员努力“逼迫孩子”，孩子成绩提升，把一所普通学校打造成区级重点学校。

时机就是一切

张琳正在等待最后的决战。时间是2021年3月8日，这是她和学区房业主在定金合同中约定的网签截止时间。一个月前的1月28日，买卖双方看似友好的谈判结束后，张琳和业主陷入沉默。他们都知道，在金钱面前，沟通是没用的，都在等对方先违约。

故事是这样的。去年12月，上海本地人张琳跑遍了徐汇、普陀、静安各个小区，看了20多套房子后，决定买一套闸北实验小学附近的学区房。房子40平米，1982年建成，单价8.6万元——学区房的价格和附近学校的教育水平成正比。闸北实验小学位于静安区第一梯队。签定定金合同的那天，她心里松了口气，“涨跌都无所谓。”

自去年10月以来，上海学区房价格进入快速上涨通道。据平米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0年，上海优质双学区、九年制学区房价格涨幅超过20%。前不久，位于梅园二街的一套37平米学区房标价748万元，单价近20万元，与两公里外的汤臣一品相差无几。不止一位家长把买学区房比喻为“买白菜”——犹豫的时间和价格根本不成正比——虽然张琳在买房前看了很多房子，但最后她只花了一天时间就下单了，不是因为房子合适，而是因为不买就没有了。 几天后，当她再次询问时，原来看中的几套房子都被撤下了，“我每次一看（房产中介APP），房子就少了很多。”

相比焦急的家长，经纪人们显得颇为轻松。张林的经纪人告诉她，因为卖学区房，他提前几个月实现了一年赚五六十万的目标，他们店里的销售冠军赚了100万。房东成了绝对的主导方。新来上海的刘杰，就曾看中了川沙的一套学区房。他刚让经纪人联系房东，电话那头就要求“多给三五万”。张林告诉我，现在挂牌出售的房子，只有一半能签约出售，另一半的业主只是“感受市场温度”，随时准备涨价。

张琳曾看过一套破旧的公寓。她看的是一楼。图片/张琳

张琳的孩子刚一岁半，闸北实验学校的入学要求是孩子户籍满五年。五年后，孩子六岁半，就读于区一级小学。一切都恰到好处。当天，在上海家长经常关注的教育论坛上，她发文自称“成功落地”，帖子下的家长们都在“恭喜楼主”。但后来，她告诉我，她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正能量”。

交了定金之后，同类学区房的价格一路飙升，她眼睁睁地看着房子涨价到9万多、10多万，后来“有的挂牌12万，有的挂牌13万”。一个月后，同类房子涨价70多万，她有些慌了，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联系房主希望尽快在网上签约。对方以工作忙为由推卸责任，后来干脆坦白，“涨价太多，不想卖了。” 如今，在张琳思索着如何与房主周旋的同时，她又一次踏上了找房的路，而房主希望她能够见利忘义，为了孩子上学着想，尽快在别处买一套学区房，放弃这段纠缠。

与不少上海家长一样，张林之所以做出购买学区房的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公办民办同步招生”的消息。去年3月，上海全面实施中小学“公办民办同步招生”，规定幼儿园至小学、小学至初中，公办民办学校同时招生。与北京不同，一直以来，大家公认上海的民办教育优于公办学校，部分原因就在于民办学校提前录取学生，通过组织考试“择优录取”。

为促进教育公平，教育部在2018年、2019年的文件中多次强调实施“全民联合招生”，这意味着家长只能在公立和民办学校之间进行选择。原有争取民办、保证公办的招生模式被打破，如果选择了民办却没有被录取，就要面临调整。没有哪个家长愿意拿教育的稳定性开玩笑。全民联合招生实施后，上海民办学校的招生比例从3:1大幅下降到1.4:1，更多家长转而通过购买学区房来争取进入知名公立学校。

房价几乎“一夜之间”上涨。张琳最初想买一套两三百万的房子，后来预算被调高到四百万，对房子的要求也降为“够我们一家三口住”。她曾看到过一套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房子，一进门，仿佛回到了“穷困潦倒的80年代”。房子四周都是水泥墙，厕所是蹲式马桶。听说屋顶改造过，但大概改造得不太成功，明显有倾斜。更重要的是，一进屋，张琳就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是不是里面死过一个老人？”她问，经纪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这并没有阻止张琳匆匆离开。张琳的经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据他介绍，很多家长买的房子都是上世纪30、50年代的房子，连蹲式厕所都没有，都是用公共卫生间，屋里的木楼梯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声，“几乎就是历史保护建筑了”。

就拿林悦刚办完房产证的房子来说吧。去年10月，她看中了浦东一套学区房，每平米不到5万元。几天后，她决定买下，价格涨到5.8万元。现在，这个数字是9万元。“幸好（房子）已经定下来了，要不定下来，我们现在都买不起了。”林悦今年30岁，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她感谢自己一贯的果断——这套房子，只看了一次就买下了。她认为，这是自己2020年最快、最果断、最明智的决定。

至少对一些家长来说，买学区房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人们并不把学区房当成真正的房子，或者真正的家，他们通常只打算在里面住三五年，等孩子毕业再把房子卖掉；或者买下“学区房”，出租出去，再在附近租一套大房子。家长选房的过程比想象中简单——在网上拉起上海各区学校的排名，排名越高的学校，房子就越贵。这与房子的房龄、房屋结构、是否精装修无关——只要顺着排名往下走，买下自己能负担得起的学区房就行了。这样，每个学区房一般只有三四套房子可以考虑，考虑一两天就会出手。

犹豫意味着金钱的损失。家住张江的上海新移民刘杰，2019年初就想着给孩子买房，原本看中致远中学附近一套三百万以内的房子，但等了两个月后，他发现房子总价涨了几十万，自己已经负担不起了。2020年底，买房又提上日程。他看中了一套川沙的房子，12月份看房时售价在240万左右，一个月后涨到了282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了更糟糕的结果，比如房东毁约或者临时涨价。在交定金前，他甚至考虑多付给房东两到三倍的定金，既表达自己十足的诚意，也增加了房东的违约成本。

总而言之，时机就是一切。飞涨的房价导致相关政策也迅速变化，即便是行动果断的林悦，也未能逃脱政策变化带来的波折。为了尽量减少一次性支付大笔款项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林悦到工商银行办理了税贷——这是银行给予购房者的贷款补贴，利率一般低于首套房贷款。但2月2日，就在税贷即将获批的前一天晚上，林悦收到了工商银行的短信：为给上海房价降温，银行暂停办理税贷。她叹息一声，谁曾想好运就这么与自己擦肩而过。这意味着她得额外准备30万现金来支付房款，也意味着要再次向父母、朋友求助。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切步伐都要加快。今年元旦前几天，刘杰和房东签了合同，原本约定1月20日付首付，但他实在等不及了。1月8日，刘杰凑足首付，一口气付清。之后，他带着房东办理各种手续，等待银行审核。到1月28日，过户完成，比预想的至少提前了一个月。这就像一场胜利大逃亡，在房价进一步上涨、政策变化之前，完成了家里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

他说：“我们很早就买了，否则现在就买不到了。”

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几年前，家长们或许还会为拼命买学区房的行为而感到困惑。但“民招”政策正式实施后，家长的选择范围缩小了。如果仍然拼命选择优质民办学校，就意味着家长要付出更高的“养儿成本”。

王瑞同事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准备升学，说到具体学习，辅导班多得数不过来：语文要上两个辅导班，一个阅读，一个作文；数学要上两个辅导班，一个书本知识，一个奥数。此外，新概念英语也要学，口语也要练（入学时双语面试很常见），初中的物理、化学已经可以接触到；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学一些与课业无关的东西，比如钢琴、桥牌、围棋、编程等，一定要学好；参加区、市的竞赛，拿一、二等奖——这是一些民办学校招生时的明确要求。 抛开以上这些，优秀私立学校录取学生的原则就是“优中选优”，并且有劝阻机制，如果成绩或表现达不到要求，孩子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到时候再找好的公立学校就读就几乎不现实了。

林悦最早考虑买学区房是在两年前，那时她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她在北京的哥哥到上海出差，认真和她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他的孩子比林悦大8个月。去上海之前，他卖掉了自己在京郊的房子，花了800多万在西城区买了一套40多平米的学区房——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北京的学区房价格也在近几个月疯狂上涨。但在当时，“确实太夸张了，有点疯狂。”

家长必须未雨绸缪，应对未来日益激烈的竞争。一位尚未结婚，但为买学区房而奔波了几个月的女士告诉我，原来获得学区学生入籍的条件是“一户五年”，但随着买学区房的家长越来越多，二孩家庭增多，一些优质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求孩子从出生起就必须入读学区房，一些最好的学校甚至要求学区房房产证上有孩子的名字，并达到一定的房产自有比例。

听了哥哥的话，林悦决定买学区房。后来，林悦从一些在学校或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孩子想进好学校会越来越难。“以前要花钱，或者拿一些内部名额，现在没有了。”如果你再问林悦，她会告诉你，“这个（学区房）是你怀孕时就应该考虑的事情。”

林悦是东北人，在韩国留学，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是那种能把困难化为动力的人。她有个两岁的儿子，前几天看到前同事发朋友圈，对方孩子不到三岁，就能自己拼拼图了。这种事情会给她一定的压力，促使她思考接下来半年该怎么做。她尽力做一个不落后于别人的妈妈，不管多忙，晚上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陪孩子读绘本、读英语，哄他睡觉。她关注一些教育公众号，文章里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世界各地旅游。她没办法，就带着孩子去上海附近，打卡了一些景点，然后送他回东北老家住一段时间，“希望他性格能更全面一点（南北通吃）。”

人总会受环境影响，就连王瑞这样的佛系父母也逃脱不了这一点。早年他和妻子在苏州打工，买了几千元一平的房子，以为以后的生活就无忧无虑了。至于孩子，“上什么学校都无所谓”。他并不指望孩子将来能有钱。像他和孩子妈妈一样，做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后来他来到上海从事芯片设计，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就顺利拿到了上海户口。这座城市接纳了他和他的家人，让他感到很满足。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他参加家长聚会，话题总是围绕着孩子，谁上什么补习班，谁买了什么学区房，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他家住的学区小学好，中学不好，他能感受到附近家长的焦虑。有一段时间，他们每次聚会，都会聊起换学区房的事情。就连晚上在小区里散步，和他同龄的家长也会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到这上面。

为了让孩子能上更好的中学，附近地区的家长曾组织起来，向教委提议，将自己居住地划入另一所名校的学区。当然，教委没有同意。前段时间，学区房价大幅上涨，家长们又组织起来投票，希望用数据让有关部门接受自己的建议。

王瑞孩子的同学家长，两年前听说某优质中学要搬迁到某地，就提前去附近买了新房，每平米五六万，想低价买下，结果消息一出，原来是谣言。后来，在一次聚餐上，家长们说起这个话题，那几个家长低着头不吭声，其他家长也不好意思继续聊下去。

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她们更喜欢在网上讲一些“正能量”的故事，比如听说一群程序员努力“逼迫孩子”，孩子成绩进步，把一所普通学校变成了区重点学校。“也是无奈”，王瑞笑着说。

现在，王瑞和孩子同班三分之一的家长一样，已经准备好了学区房。房子的学区是南汇中学，在浦东排名11-12左右。至于房子，售价120万元，面积40平米。除此之外，他不太清楚，只去过一次，打算等孩子上学后在附近租个大一点的房子。

父母的遗憾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梦想着自己的孩子成为传说中的“优秀孩子”，这不是自嘲，也不是面对外人的含糊其辞，他们常说的是：让孩子有机会和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林月直到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起点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看她的简历，你可能不会认同她的说法。她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后来考上了韩国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她和男朋友来到上海，加入了一家成人教育公司。她是个很勤奋的员工，尤其是在2014年买了婚房后，她主动申请调到收入更高、更忙的部门，“一周七天（上班），早上10点到12点”。

她自认为是一个享受压力的人，“制定目标，然后克服困难去实现”的过程让她感到充实和快乐。但有时，她还是对自己有些不满——那种无法改变的——林悦觉得身边那些毕业于更好学校、在大城市接受教育的人，显然“修养和格局”更好。她无法给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在想这几年要不要找个地方读书。职场上亲身经历的落差，让她对孩子的教育注入了更多的热情。背负200多万的贷款，买一流学校的学区房，只是基础。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她就给他报了早教班，目的是引导孩子的发展。老师教他爬、抬头，再大一点，会认颜色，学磁力片（锻炼空间思维的游戏）。现在孩子两岁了。 按照计划，未来半年内，他将依次接触英语、音乐和游泳。

林悦妈妈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学区房这种东西。当她们去看到那间63平米、阴暗简陋的学区房时，妈妈根本就不想进去。但林悦觉得时代变了，她记不清在哪儿见过3岁小孩开始学奥数、考英语之类的故事——事实上，现在确实有专门针对低龄儿童的奥数培训班。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和她小时候理解的“好学生”可不一样。她不认为自己是个急躁的妈妈，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达到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不买学区房，而是让他去读‘小学校’，他以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在一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中，上海妈妈高居榜首。“学区房”和“孩子教育”问题超越了传统的“婆媳关系”，成为最让妈妈们头疼的问题。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

即便面临房东涨价这样的利空，张琳也从未想过放弃学区房，一次也没有，“办法总比问题多”。好在3月3日晚，上海再次加码楼市新政，要求购房网签必须登记满5年才能过户。或许是楼市持续降温的政策发挥了作用。当晚，张琳就收到了房主同意按原合同价出售房屋的消息。这让张琳喜出望外，她紧急凑足首付，预约了第二天网签。她不想再经历学区房带来的焦虑感了。

对于刘杰来说，买学区房更多是无奈之举。他在一家IT公司上班，孩子班上其他家长也大多是做类似工作的。最初听到有家长让一年级的孩子学新概念英语，他感到很震惊，但随后表示理解，“大家都想上复旦，但最终名额肯定不多。”他出生在江苏农村，上学时，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学的东西差别不大，唯一让他感到差距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20多年过去了，问题从英语扩展到钢琴、奥数甚至幼儿教育，“寒门出贵子，实属罕见。”现在，听到家长反映学校作业太多，他只会想，“这个家长被淘汰了。”

别问父母值不值得，他们只想给孩子最好的。小时候没得到的，想在下一代身上弥补。王瑞是安徽人，一路上都上过“贫困小学”和“贫困中学”。他所在的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课堂上经常是斧头劈斧，一言不合就会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打架。这对于王瑞这样的好学生来说，并不适合。他从小就喜欢数学，也曾尝试参加过奥数，但看了试卷什么都不知道，只考了五六分。后来在工作中，他遇到了一个做事干练、逻辑清晰的年轻同事。王瑞把这归功于从小培养的“数学思维”。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同事是前省奥数冠军。

虽然他有博士学位，但他不能奢求更多，更不能说后悔。他经常和儿子开玩笑说，你的文化程度很快就会超过你的祖父、祖母或其他任何亲戚，因为上一代人的文化程度还没有一个高于初中生。

王瑞小时候，父亲常年在船上，他在长江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多，母亲一个人抚养三个兄弟姐妹，“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至于读书、受教育，就听天由命了。

高三的时候，王瑞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能在省城上大学，加上有个叔叔在合肥（可以照顾他），自然成了父母眼中最好的选择。至于北京、上海那些更好更远的大学，自然与他无关。后来高考成绩公布，王瑞成绩优异，他查了一下分数，发现考上合肥工业大学没有问题，心里很高兴；但再查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分数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心里就不那么高兴了。在王瑞看来，这次错失考上中国顶尖大学的机会，只能归功于父母的“眼光”。

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王瑞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儿子报各种兴趣班，最开始是英语，后来是唱歌、篮球、足球、画画。更多他记不清了，但印象里自己几乎每天都送孩子去上课。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最大的感受是后悔，自己小时候怎么没这么好的条件？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想学篮球、学奥数、学乐器，可他已经45岁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然而从三年级开始，王瑞发现孩子开始叛逆了，上课顶嘴、在地上打滚，在家写作业时消极反抗，盯着一支笔一看就是一个小时，还解释说自己在“思考”。这个聪明的孩子还学会了在父母睡着后偷偷玩iPad，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两三点。这在王瑞眼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开始对学习失去兴趣。王瑞紧急调整教育计划，逐渐减少兴趣班，只留下英语、数学和唱歌（这是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着想）。后来，买学区房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毕竟，在好的环境中，对孩子总是有好处的。

让故事继续下去

父母在大城市中努力工作，也许人们需要继续这样的故事。接下来的两年。

Liu具有更强的风险，除了他的房子，他的成本不大，如果在家中，他也可以完全改变自己的工作其中，他没有太多关注孩子的英语教育，而是让他的孩子每天要花半个小时练习钢琴。

我在上海找到了一篇关于上海的学区住房的文章。 ...他们的孩子是否可以参加同一阶级的父母，或者是高等阶级的聚集是他们班级地位的重要象征，并且是他们班级安全的重要体现。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孩子的成绩和父母的恋爱关系之前，丈夫的关系就会改变，因为她是一个好学生，她是一个好人，她的鞋子必须在他的妻子路线上及其及其及其作品。学区的替补房屋，他的妻子不再需要关注儿子的学业。

这座建于1980年的学区的房屋对局外人来说是一种安全感。每周的商务旅行，随着他的年龄，他注意到了技术人员的瓶颈，并从技术人员转移到与市场相关的工作，他需要更多的业务谈判。 当时，他也有为自己的孩子们购买学区房屋的想法，“至少在上海，对儿童的教育不是在其他人的落后。”

王瑞（Wang Rui）购买的学区房屋位于偏远地区。

他的租户是三十多岁的丈夫，在Zhangjiang的一家IT公司工作，而妻子在签下两岁的双胞胎时，与王子签约鲁停止说话。

有时，王觉觉得生活是一个很棒的过程，随着儿子的成长，他从这样的小孩开始了，他有一个幸福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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