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首起组织领导传销案成打击传销犯罪突破口，成果显著

近年来，面对猖獗的传销活动，安徽省合肥市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盘踞在合肥的传销团伙相继被捣毁。合肥市检察院认为，这得益于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办理的全市首例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案件。这起涉及陈志远等59人的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案件，让执法、司法机关找到了传销的软肋。

据合肥市检察院统计，通过办理陈志远传销案，学习传销组织内部机制和资本运作模式，合肥市部分传销组织被迅速瓦解。从两年前第一起案件到去年，合肥市检察院在办理非法传销刑事案件中，共查获175人，起诉45人；2013年1月至5月，共查获23人，起诉87人。

合肥首例传销案重演

说起陈志远，他可谓是传销界的老手了。2007年5月，陈志远经人介绍加入了广西南宁一家名为“资本运作”或“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纯虚拟股份为“产品”，通过广泛发展人员入股，建立“五级三晋制”网络关系，所购股份由上层人员按比例瓜分。行业规定，所有参与者缴纳入会费3800元，之后每股以3300元计算，一人最多可投入69800元，入股21股；每个参与者最多可发展3个下线，不断培养手下人，提高业绩，从而获利、升职。不同层级获利金额不一。“资本运作”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总监、经理、总经理（高级经理）五个层级。 总经理以上，根据业绩和能力划分三个层级：累计薪酬收入100万元以上，可提名为系统负责人；累计薪酬收入200-300万元以上，可提名为独立系统负责人；累计收入1000万元以上，可提名为行业负责人。

按照行业规定，每购买一名新会员，该新会员三代以内的老板可获500元薪酬，三代以外的老板可共享“住房公积金及税收”。

加入传销组织后，陈志远以“资本运作”为名，先后于2007年11月、2008年12月、2008年11月招募陈志民、莫大刚等人。陈志民后来招募了孙某、彭某、叶某，莫大刚则招募了范某、秦某、高某。通过组织下属直接或间接发展和“复制”，陈志远、陈志民于2008年5月成为老大。其所领导的传销组织迅速壮大，2009年2月左右，陈志民成为独立系统的负责人。为逃避广西对传销组织的严厉打击，二人后来于2009年春夏带领其传销系统迁至合肥，在多个小区继续从事传销活动。其传销组织规模由几百人发展到近4000人，层级多达25级。

2010年10月，在国家严厉打击传销的严峻压力下，陈志远与另一“资本运作型”传销组织独立系统负责人廖怀宇商议，拟在不改变现有运营模式和网络体系的情况下，将二人主导的传销组织以合法直销公司“联手运营”，企图继续以合法形式暗中从事“资本运作”，骗取非法利润。

2011年1月11日，陈志远、陈志民等19名系统骨干在合肥市某宾馆开会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揭秘传销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办理陈志远等59人传销案，到近期传销人员被合肥市检察院批捕即将提起公诉的案件，大兴土木的合肥市包河区不仅是传销重灾区，更是全国打击传销犯罪力度最大的地区。2011年以来，包河区检察院侦查监察部门共办理非法传销案件39件165人，提起公诉的罪名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16起。

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检察长倪伟红向《法制日报》记者揭露了这些传销案件鲜为人知的内幕。

新传销案件的第一个特点是，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单位设立。如涉案59起案件的陈志远、陈志民案，二人于2009年6月至7月间，将传销团队从南宁迁至合肥，在包河区偏僻小区租房，以“家庭”为单位设立传销窝点。

倪伟红表示，这种传销手段与传统传销手段不同，首先，它并不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强迫人们加入传销组织，而是用一系列手段，让受骗者逐渐放松警惕。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新人来到这个“家”时，上线会把新买的床上用品、洗漱用品摆放到新人面前，让新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其次，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谈话方式，不谈传销，而是从你从事的工作或兴趣谈起，让你逐渐放松警惕，落入陷阱。

第二个特点是发展下线就像细胞分裂。虽然传销组织仍以3800元为虚拟股份，要求参与者缴纳3800元才能取得会员资格，但从第二股开始，每股3300元，并鼓励成员一次购买11股或21股，目标是直接成为董事，获得更多返利；当发展的股份达到一定级别时，级别相应提升，虽然佣金比例不同，但佣金也会随着股份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在陈志远的传销案例中，由于很多体制内成员在加入传销组织前都有小产业，所以他们大多是一次购买21股，从董事做起。能力突出的，不到一年就成为A级CEO。

一些受害人在利益驱动下，心甘情愿、一心一意加入传销组织，并在别人的引导、配合下，不断“复制”，拉着自己的亲朋好友相继加入传销组织。

倪伟红说，在传销组织中，每个成员最多可以发展三条下线，三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就像细胞分裂一样，组织规模不断壮大，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成为该组织的“资本运作”模式。

第三个特点是传销游戏规则的“火炬传递式”。传销中各个层级之间互不往来，沟通仅限于同一层级。传销的游戏规则就像“火炬传递式”，不同层级掌握着不同的规则。最顶层始终掌控着最根本的游戏规则，并有一整套完整的薪酬提成和奖惩制度来保证。

这样的工资分配和提成方式，“咨询线”（实际上是输血线）始终畅通无阻，确保了上线始终严密控制下线，金字塔顶端始终是最大、最持久的受益者。

第四个特点是参与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前期查处的传销案件中，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或初中，运作模式比较简单，属于粗放型。陈志远等59人案以及之后办理的案件，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有一定建树的商人，有退伍军人，有大学讲师，也有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的人社会经验丰富，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长丰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蔡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长丰县检察院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中，10名犯罪嫌疑人中，有7名是大学毕业生。这背后的原因和后果，不能不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

第五个特点是把传销和直销混为一谈，隐蔽性很强。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传销案件与一些故意伤害、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有所不同。首先，组织成员自律性比较强，对当地群众的干扰和危害比较小，不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其次，组织者对传销成员的精神控制力比较强，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培训方案，对内部人员进行洗脑和控制。

倪伟红说，在“洗脑”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说我们的是国家扶持的产业，是合法产业。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总会提到当地的领导，然后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领导的讲话，以消除新人的疑虑，直到把新人彻底蒙骗。用他们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宏观调控”。

检察官表示，新型传销手段的这些特点，不仅欺骗、误导了更多的人，也使司法机关难以有效打击。

传销社会危害不容低估

虽然从上述的隐蔽性来看，传销似乎不会给当地造成太大的危害，但事实上，传销不仅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容易引发其他犯罪行为。

包河区检察院侦查监察科赵科长介绍，在该科近期审查逮捕并即将移送审查起诉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辖区反传销执法人员在辖区内清查传销人员时，遭遇暴力抗法，这些传销人员趁机滋事，投掷砖头、木棍，围攻、殴打辖区反传销执法人员。

另据悉，长丰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拘禁案，被害人何某等三人被同学、朋友以做生意、介绍合伙人的名义骗到合肥一家传销机构。为了逼迫三人加入传销机构，被告人杨某等人对三名被害人进行轮流“洗脑”、看守，锁门不让其随意外出，限制三人自由；而合肥市检察院前不久办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案发原因也是被告人张某受被害人曾某引诱、说服，从深圳来到合肥从事传销活动，并发展成为曾某的下线，张某的配偶也被发展成为张某的下线。 后来，张某没有发展成下线，又因一些生活琐事与曾某发生矛盾，便向曾某提出让其夫妇退出传销，并要求退钱，但遭到曾某的拒绝。张某感到受骗，对生活失去了希望，遂将曾某杀害。此案发生在某小区，社会影响较大。

为进一步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更好地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2013年，合肥市再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也联合出台了打击传销工作适用法律的若干意见。（记者李光明 通讯员黄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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