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京味有声系列散文:在声音中领略老北京的风物人情
“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要想让北京话活起来,就不能墨守成规,不能玩纯粹的学术游戏。”
——刘以达
自1978年至今,刘以达已发表小说、散文、戏剧剧本、纪实文学等作品80余部,均带有浓郁的“京味”。
刘以达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北京的风土人情对他的写作方向有着深刻的影响,清晰、朗朗上口是刘以达作品的特点,他在文章中经常提到“如果读者能从作者身上找到和他面对面聊天的感觉,那他就满足了。”
中国有声读书社特别出品了刘以达京味有声散文系列,让你通过音频领略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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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新三门”
众所周知,老北京内城有九座门:南有三座,东有崇文门,西有宣武门,中有正阳门,又称前门;北有两座,西有德胜门,东有安定门;东有两座:东直门、朝阳门;西有两座:西直门、阜成门。
北京城门示意图
北京人把城楼叫作“城门楼子”。“楼子”在北京话里是很高、不可逾越的意思。当时的城门楼不仅有主楼,还有箭楼,城楼与箭楼之间还有瓮城。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老北京内城城墙已被拆除,没有了城墙,门楼也已被淹没,目前内城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座门楼,唯一剩下的正阳门已修建,其箭楼尚存。
现在大家看到的德胜门城楼,只是一座箭楼,至于大家看到的东便门箭楼,那是老北京外城的城楼。
如果你想了解老北京内城的城楼,其实很简单,坐地铁2号线就可以知道。
老北京内城的城楼几乎全部都在地铁二号线上,因为老北京内城的城墙就相当于现在的地铁二号线。
以前在城市周围修建地铁时,地铁是沿着内城护城河挖下去的。所以当你坐地铁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些地名里有“门”字。
正阳门城楼
然而有朋友很纳闷,数了一下地铁2号线上带“门”字的地名,结果发现,上面我说的那些门都有,但是多出了三个门:建国门、复兴门、和平门。
这三座城门是什么?是老北京的城门吗?
当然是老北京的城门,但是“老”字要打引号。
大家可能知道,老北京内城的城墙是明代修建的,也就是说,老北京内城的城楼都是明代修建的。
但建国门、复兴门、和平门三座城门是民国以后修建的,因此与内城九座明代城门相比,称其为老北京城门应该打上引号。
而且这三座城门只有门,而没有城楼。
你可能会问,这三座城门为何没有城楼呢?
说来话长,大家可能知道城楼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行人和车辆,但是老北京内城的城门之间距离比较远,比如东直门北边是朝阳门,东直门南边是东便门,东便门西边是崇文门。
昔日的玄武门
那时,东西长安街还没有现在这么宽,但已经是北京东西向的主干道了。但因为城墙的原因,如果住在东单,想去现在的建国门外办事,只能绕道朝阳门或东门。没办法。
阜成门往西到西便门的距离,跟朝阳门到东便门的距离差不多,如果想去白光路做生意,只能绕路,人多走几步路还好走,关键是拉货的货车要绕好远路,费劲。
清朝实行“满汉分治”制度,内城居住的都是旗人,基本没有什么商业服务,所以人们并不觉得突兀。
清朝末年,“满汉分治”被废除,不仅汉人获准在内城居住,普通百姓也被允许开店经商,他们突然觉得要经过朝阳门、府城门太麻烦,于是便呼吁官府“拆墙开门”。
但北洋政府执政之后,战乱不断,官员来来往往,根本没人关心此事,“破墙开门”的想法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北京,以为再也不会离开,并雄心勃勃地计划重建北京城。1939年,日本人开始在西郊修建所谓的“新北京”,在东郊修建“新北京”。所谓的“工业区”当然也遭遇了同样的围墙问题。
在人民的压力下,当然主要是为了交通方便,日伪北京市政府在东面朝阳门与东便门之间,面向东长安街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西面阜成门与西便门之间,面向西长安街的城墙上也打开了一个缺口。
原阜成门
不过,当两个缺口修好,允许通行之后,日本人并没有考虑修建城门,当然他们主要还是考虑解决交通问题,而忽略了其他,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两个缺口处各装了两道门,一个大铁门。
1941年初,北京日伪当局欲在这两处缺口处修建城门,并初步拟定了城门名称:西门称“长安”,东门称“启明”。
但城门修建迟迟未成,两座城门的名字也未曾叫出来,北京百姓只把这两处缺口称为“火字”,与北方新街口的缺口相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城建局在西侧的缺口处修建了城门,安装了闸门,这就是所谓的城门。
当时,在城门不远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民国二十五年北京城市建设局”几个字,以证明他们是这座城门的建造者。
东侧缺口处没有城门,但缺口处也有一扇铁门。
建国门,1957年由西向东拍摄
一座城市新增了两座城门,那我们要给这两座城门起个名字,对吧?
取什么名字好呢?北平市政府觉得事关重大,自己难以定名,于是决定公开征求意见,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市民征求两座城门的名字。
北京人民也乐于参与此事,因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当时,市民们想出了很多名字。例如,有人建议,既然抗战胜利了,为什么不把这两个门叫做胜利东门和胜利西门呢?
当时在政府社会事务局任职的沈仁安先生认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才取得抗战胜利,实属不易,抗战胜利后,国家应该进入重建时期,他从这个角度思考,建议两座城门的名字分别应为“复兴”和“建国”。
“复兴”与“建国”,这两座城门的名字立刻映入人们眼帘。
经过建设局讨论,最终采纳了沈老的建议,决定将西城门命名为“复兴门”,东城门命名为“建国门”。
东侧的“建国门”始终未建成城门,1956年7月,东西长安街开始拓宽整修,“复兴门”门洞被拆除,只留有地名。
1955年,北京市政府拆除复兴门。
在二环路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和平门。说起这个门,北京人要感谢一个人,是谁?冯玉祥。
和平门怎么还和冯玉祥扯上关系?你觉得新鲜吗?
说起和平门,相信北京人都知道,不过这座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和平门,直到清末民初才出现。
当时,琉璃厂火神庙的庙会,又称厂甸庙会,十分热闹。不过,厂甸在内城之外,与内城只隔着一道高高的城墙,城里人若想参观厂甸庙会,必须经过玄武门,从那里拐弯。
民国初年,政府在宣武门与正阳门之间修建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止于城墙,于是民众呼吁政府把两门之间的城墙拆掉,开辟这条道路。
但当时的政府是北洋军阀统治的,谁都知道北洋政府是“旋转门”政府,总统每年都要换,一个总统接任,可想而知他们都在忙着争权夺势,谁愿意花时间为老百姓修路呢?
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北京,鲁钟麟出任驻防总司令,这个鲁钟麟就是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将军。
当这位将军听说百姓想在宣武门与正阳门之间的城墙上开个洞,打出一条南北道路,却无人理睬时,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
冯玉祥一听,就对陆钟麟说道:“连一个城门都修不了,这算什么政府?他们不管,我们管!”
陆钟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心里也有些为难,笑着说:“是啊,我们军队的宗旨就是‘不扰民,真心爱民’。可是我们没钱,怎么搞啊?”
冯玉祥一拍大腿说:“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有人!”
“人?他们在哪儿?”
“你麾下的士兵难道不是人吗?”
“是。”陆钟霖立刻明白过来。
冯玉祥摆摆手,对陆钟霖道:“好,我决定了,你来当总指挥,这段城墙就由我们小队负责!”
“是!”陆钟霖应道。
于是,鲁钟麟就成了修筑城门的总指挥,他为人干练果断,一方面雇人勘察城池,一方面派人动员城墙两边的百姓搬迁。
拆迁?是的,当时拆迁了,当时城墙内外住着一百多户人家。
那时候,就算拆迁了人家的房子,也要交安置费,上哪儿找钱呢?陆钟林没办法,只好又去找冯玉祥。
据史料记载,冯玉祥曾派人去向当时的财政部要钱,但财政部长不肯给,身居大位的冯玉祥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去找财政部长。
“现在财政很困难,群众的简易房想拆就拆,需要什么补偿?我支持修城门,但是要拨财政资金拆迁,我没钱花。”财政部长对他哭穷。
“你这话简直是扯淡!拆了人家的房子不给补偿,这是什么政府?”冯玉祥顿时勃然大怒,“砰!”他掏出枪,重重地砸在桌子上,说道:“你告诉我,这是政府,你给不给钱?不给,就让事情自己说话吧!”
“将军您冷静一点!”部长见冯将军生气了,也知道他的脾气,便软下了语气:“这样吧,你让人把拆迁款的经费预算出来,我们研究一下。”
“嗯,这听起来像是人话。”冯玉祥心中暗喜,对付这些人,总得给他们点教训吧。
就这样,修缮城门的拆迁款就解决了。
修建城门,要凿一段城墙,然后打洞。老北京的城墙很坚固,砖头里灌满了糯米汤。那时候没有机器,全靠手工用镐、凿、撬来完成。
这些士兵在修缮城门的时候,都穿着灰色的土布军装,干得非常卖力,陆钟霖也亲自拿着镐头和铁锹在前面带路。
当时的报社记者还拍到了鲁钟麟身穿军装,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在工地上辛勤劳动,大汗淋漓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
和平门于1926年开始修建,1927年初建成通车。当然,它叫城门,但其实是利用旧城墙开两道大门道,用新材料装上两道大铁门。所以工程并不大。
然而城门刚开,冯玉祥的部队就被张作霖的奉天军击溃,并撤离了京城。
老北京和平门
奉天军入京后,张作霖任大元帅,得知新城门启用,便前去视察。
张作霖来到城门前,看着门洞,向手下问:“这座城门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是的,这个门叫什么名字?”属下一时答不出来。
旁边一位大臣想了想,走了过来说道:“人们都叫它火子。”
“火子?妈的,这是什么名字?”张作霖一听就怒了,转头对着手下说道:“既然是城门,就该起个像样的名字。你们别闲着,回去好好想想,给这城门起个名字吧!”
有一个人真是聪明,第二天来见张元帅,说:“我按照您的吩咐,熬了一夜,想出了这个城门的名字。”
“好啊。”张作霖一听大喜:“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那人点头道:“多谢元帅信任,我就给它取名叫星华了。”
“兴化?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张作霖问。
“意思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奉天军一路上打了不少胜仗,横扫千军万马,毁掉城池,所向披靡。而你又成了全国的大元帅和总司令。我们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我可是大中华啊!所以我觉得,这道门就应该叫兴化门。”
“嗯。兴华门?”张作霖想了想,突然一拍桌子:“这个名字好!兴华门!就用这个名字吧!”
张元帅立即下达指示,部下不敢怠慢,这座城门便被命名为“兴化门”。
城门既然命名了,就需要“挂”出来,城门的名字由谁来写呢?
有人建议去寻找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华世奎。
“花世奎?他写了什么?” 张作霖并不认识华世奎。
“你知道天津最大的百货商场劝业场吗?劝业场的匾额就是他写的。”下属向张作霖解释道。
“嗯,他的字不错,让他写吧!”
张元帅点点头,手下立刻遵命,快速派人去天津寻找华世奎。
当华士奎听说张元帅请他为新城门题写匾额时,他不敢违抗命令,立即提笔写下了“兴华门”三个字。
不久,华士奎的话就被刻成砖,镶嵌在两道门楣之上,京城百姓也开始称呼这座城门为“兴华门”。
谁曾想,京城新城门“兴华门”还未启用,华士奎的题字镶嵌在门楣上没多久,张作霖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张作霖在把城门命名为“兴华门”之前,干了一件会载入史册的罪行,他派人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俄国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很快李大钊等人就被送上了绞刑架。
城门被称为“兴化门”达数月之久,后来部下对张作霖说:“元帅,‘兴化门’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
“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叫呢?”张作霖瞪大了眼睛。
下属说道:“原来如此,我们查了一下,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有个女儿就叫‘兴华’,‘兴华’和‘杏花’同音啊!这城门就叫‘兴华’,不是为纪念李大钊永远立下纪念碑吗?”
张作霖本来就很迷信,听到这话,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一拍桌子,怒道:“这、这,怎么给他留下回忆?改名,马上改名!”
当张作霖说要改城门名字的时候,差点吓死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当初给城门取名为“兴化”的那个机灵鬼。
他得知元帅因为李大钊的女儿名叫“杏花”,就给他改了名字,你说他不会是个懦夫吧?要是元帅再追他,他会被绞死,难道还不会被绞死吗?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决定逃跑。他郁闷得动弹不得。
而且张作霖还下令立即改名“兴华门”,并发动元帅府众人出主意,给新城门重新命名。
当时军阀混战,人民渴望和平,于是有人引用“中正和平”的意思,建议将“兴化门”改名为“和平门”,当然还有其他的名字。
“‘和平门’?哎呀,这名字真好!谁喜欢天天打仗,天天和平啊?”张作霖见了,立即拍手称快,把门圈了起来。
这三个字谁来写?华世奎不能再问了。有人推荐了北京老翰林邵章。邵章是浙江人,清末民初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内城城门的名字都是他写的。
张作霖觉得邵章的题词很恰当,当即同意了,并把门楣上的“兴化门”砖雕凿掉,让邵章在上面题写“和平门”四个字。
有意思的是,此后不到半年,该门便改名为“和平门”,又改回“兴化门”。
关于改名,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日本天皇的国号是昭和,他们认为和平门是对天皇的不敬,当时奉系军阀统治北京,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得不改名。
当然这只是传说,后改名为“兴化门”,门牌上的“和平门”匾额保持不变,只是正式更改了名字。
但改名后的“兴化门”尚未深入人心,一年后,北伐军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逃离北京,北伐军入京后,才恢复“和平门”之名。
通过“和平门”城门名称的变化,不难看出城门名称有多么的重要,如果说城门是政权的象征,那么城门名称也就意味着权力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因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南城墙,和平门城门被拆除。
与复兴门、建国门一样,这三座城门均为民国时期北京所建,现仅存地名。
建国门地区
和平门地区
复兴门地区
关于作者
刘以达,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北京记协理事,曾被评为全国首届百名优秀新闻工作者。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机械厂工人、宣传干部、教员、职工学校副校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干部。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我的师父是玩家》、《画虫》、《睁眼》、《古都公民》、《天地》、《百年德行》、《古都的故事……性、人虫》等。刘以达“京派小说语言”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刘以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介绍
洪波,北京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播音员,主要作品有《归来当太子》《夜帝》《幸存者》《秦时明月》《黄土地》《党校同学》《守护青藏高原》《高大侠的火热岁月》等多人长篇有声读物。
中文有声读物
音频系列
总规划师 王秋
策划师 胡银芳
制片人 郝为群
主编 洪波
节目制作人:天石百刚
录音合成 闫乔峰
由文锦设计
协调单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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