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存储芯片崛起！京东上架首款产品，价格低性能强，你会支持吗？
今年5月14日，京东上线了首款采用国产内存芯片的内存条，技术规格达到市场主流水平，价格低廉，一经推出，强势了两年多的金士顿内存条立马降价，比国产便宜三块钱。我在微博上宣传，呼吁大家多花三块钱支持国货，否则三星工厂大火、美光工人罢工等导致内存价格暴涨的事件永远都不会消除。
这家国产存储芯片的生产厂家是合肥长鑫。国产存储芯片生产厂家一共有三家，一家是武汉长江存储，主要由紫光集团和国家大基金投资；一家是福建晋华，主要由福建省政府投资；还有一家是合肥长鑫，由合肥市政府投资。合肥长鑫是“最低级”，合肥市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投资公司投资了大部分，占股80%。
存储芯片是典型的高科技、高投入项目，顶尖技术和巨额投入必不可少。经过几十年的技术和资本残酷竞争，德日等国的企业巨头相继倒下，仅剩韩国三星、美国美光等少数巨头龙头企业存活下来。日本曾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存储芯片研发，组织松下、日立等巨头企业联合对抗美韩竞争，但必然败北。合肥以一个市政府的财力，要赶到这个战场上去打仗，只能说是一场“豪赌”。合肥长鑫从2016年开始投入，到2019年就量产了第一颗DRAM存储芯片，整个项目投入至少500多亿元。 合肥市一方面投入了至少数百亿的真金白银，另一方面还为数百亿的投资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担保。
历经5年，排名垫底、起步最晚、最不被看好的合肥长鑫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化量产。依赖台湾和美国技术的福建晋华遭遇美国封锁，遭遇重挫。长江存储的投入远大于合肥长鑫，技术稳步推进，但尚未实现商业化量产。合肥的这场豪赌和胜利，为国家打破美国技术封锁立下汗马功劳，也打造出了一个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新兴高新技术产业。
这个故事听起来颇为精彩。然而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贵州，另一场由当地政府主导的“大赌博”似乎正面临灾难性的失败。从8年前从沿海调来一位县委书记开始，独山县政府就疯狂举债400亿发展当地经济。先后修建了培养人才的独山大学城、发展高科技的香港科技园、发展旅游的“世界第一水务公司大厦”及其周边旅游开发项目等。每个项目都投入了数亿甚至数十亿元，再加上一些政府企业大楼、小型旅游项目、道路和场馆等大型基础设施，总共投入了400亿。 最终，大部分项目半途而废——大学城入驻高校寥寥无几、科技园区吸引不了科技企业、世界第一水务公司大厦及周边旅游开发项目资金链断裂……主导这场“大赌博”的县委书记本人也因严重违纪被判入狱。
这两件热点事件的对比，让我们思考：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是否应该举债、花钱“下大赌注”？换言之，在什么情况下该“下赌注”，在什么情况下不该“下赌注”？“下赌注”应该下多大？如果输了怎么办？等等。
大部分理性的人都应该认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地方政府有责任发展地方经济，该“赌”的时候就“赌”。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经济，都是前期需要大投入、后期获得长期回报的事情。先通过融资举债投入建设，再用长期回报慢慢还债，才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像合肥长信，2016年开工建设，2020年才推出商用产品，中间5年的建设肯定是融资举债建设，产品出来之后才开始盈利还债。如果兜里有多少钱就投入多少，不借一分钱，那就做不成了。但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是不能被限制的，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举债总量要有个限度，不能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具体举债标准，可以留给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慢慢讨论、计算，比如总举债不能超过GDP的一定比例，每年还债不能超过一定的财政收入，等等，这些都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设定一个上限。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到10亿元，却敢于承担400亿元的债务用于建设，这肯定是太多了。合肥市每年财政收入1400亿元，举债融资几百亿来扶持国内存储芯片产业发展，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和独山县相比，风险要小得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当然，400亿是独山县的总债务，投资合肥长鑫只是合肥市债务的一部分。2018年，合肥市的总债务不超过900亿元，相对于其GDP和财政收入来说，还是在合理范围内。
独山县为何会严重超出财政能力，形成400多亿元的债务？中央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清理地方债务，无论是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还是发改委，都多次发文，为地方债务风险承受能力划定红线。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融资。独山县的做法肯定存在许多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情况，也会牵涉到相关官员的经济问题。县委书记已被免职，下一步应该更加深入调查，挖出涉嫌违法经营的主要责任人，对其予以应有的惩罚，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独山县的违法经营，就片面否定中国地方政府积极融资扶持地方产业发展的道路，而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像西方国家一样，只负责一些民生服务。如果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在自毁长城。 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动力，也是中国经济独特的竞争力。
除了融资程序违法之外，独山县的巨额债务和大量烂尾项目，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摊子太大。这就好比一个企业疯狂集资进行多元化发展，如果不聚焦主业，不突出核心竞争优势，就很容易被多元化投资失败拖垮。这种情况在商业领域简直不胜枚举。本世纪初倒闭的资本巨头德隆、刚刚因债务重组的海航，都是通过大规模融资实现多元化失败的典型。地方经济发展也是如此。独山县的大学城、科技城，甚至世界第一水务大厦，每个项目都看起来不错，尤其是大学城已经入驻了当地的几所高校。一般新建一所大专要20亿左右，引进一所大学也要10亿左右。 拿出400亿中的十分之一认真去建，就足以建好一个大学城了。8年前，建大学城在贵州还是一个很超前的概念。独山县离贵州省会贵阳不远，如果提前规划好大学城，集中资源去建好，是有可能成功的。我再举一个类似的在大学城上“下大赌注”的成功例子，就是山西晋中市。晋中市离山西省会太原很近，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是山西的行政中心，但那是一千年前的事了。太原发展起来后，一直是一个比较边缘落后的地级市。十几年前，山西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比今天的贵州好多少，甚至可能还差一点。当时，晋中市就有规划大学城的愿景，目标是吸引太原的高等院校。 还借钱投入巨额建设，抢在太原市之前建成。太原当时还没有想过要建大学城，很多高校因为土地短缺，不得不在晋中建分校。几年后，当太原市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土地供应和高校集中度落后于晋中，省里和中央不会再给太原额外土地建大学城，太原的高校如果想扩建，只能到晋中去。晋中的大学城成了山西的人才培养基地。独山县投资400亿元，导致大量项目烂尾。同样，如果当初只投资40亿元，集中在有先发优势的项目上，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之前也有报道说，新县委书记上任后，最初也想通过传统的招商引资来发展产业。但由于独山县条件不好，好项目引进不来。情急之下，他决定全面大投入，彻底改善独山县经济发展环境。一下子，大学城、科技城、政府大楼、道路交通、地标建筑、文化旅游等项目同时上马，让局面彻底失控。产业经济的发展还是需要耐心的。独山县的做法，几十年前国际理论界就讨论过，当时发展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大投入论”，有一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底子差，产业升级都是短板，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性大投入，把短板全部补上，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理论，早就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 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大量投入来弥补各方面不足，实践这一理论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都被债务压垮，没有发展起来。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短板，前期必须用大量投资来解决，但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短板都补齐。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的改善是“互动”的——建设一部分基础设施，会带动产业升级；当产业升级到一定程度，对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提出新的要求，也为下一步的投资创造利润，于是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再投资、再升级。经过一轮轮滚动发展，产业升级的过程才能顺利进行。如果不循序渐进，盲目地发动各方面的投资，必然造成可怕而巨大的浪费。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经济要发展，光靠全面的大规模投资是不够的；同时，不大规模投资，也不可能指望像已经占据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消费拉动、市场拉动”来发展——这两种极端做法，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是错误的。 前者是自寻死路，后者是等死路。只有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良性循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实现经济腾飞。中国很多优秀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防止中国走这两种极端发展的错误道路。目前最成功的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什么是经济结构？就是你的经济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缺点结合，这就是结构。不是说什么都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沙漠。了解了结构，懂得扬长避短，量力而行，改变结构的一部分，整个结构就会随之改变。然后你再重新认识改变之后的新结构，扬长避短，然后继续前进。说白了，就是经济学版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向世界提供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成果。
合肥投资长鑫是成功的，但这只是表象。十多年来，合肥整体经济发展强劲，2003年至2018年经济增长率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之首，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增长，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在为提高经济增长率而绞尽脑汁。在中国内部竞争中取得十余年持续高增长的第一名，绝对是地狱级的难度。在《城市战略家》（第二卷）中，我把对合肥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放在了书的第一篇。我写的时候，合肥长鑫还没有量产，主要关注的是合肥的家电产业和以京东方为代表的面板产业。像合肥这样高速增长的城市，它的产业升级也是一步步来的，没有“大投资”的跨越式升级。
合肥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存在感，安徽这个名字就是安庆和徽州合起来的，安庆濒临长江，徽州近杭州、上海，北方和内陆的安庆和合肥没有任何联系。太平天国占领了安庆，清朝暂时把合肥作为安徽的都城。建国后，毛泽东认为合肥可以带动皖北山区的发展，便定这里为安徽的省会。但1525年期间，并没有部署重工业，受交通条件限制，主要部署了轻工业。轻工业是合肥的基础，从纺织到五金到家电，一应俱全。改革开放后，依托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和合肥洗衣机厂，发展出了两个知名品牌，一个是荣事达冰箱，一个是美菱洗衣机。 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两个品牌被称为合肥家电的两大巨头。合肥在家电方面是有基础、有根基的，这个基础就是建国后几十年的轻工业基础。往深了说，第一，交通不便，适合做轻工业，不适合做重工业；第二，皖北贫困人口众多，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第三，离南京、上海近，可以利用这些地方的市场销售轻工业消费品，引进技术也方便。凭借这三点，合肥就把家电产业做起来了，虽然现在比不上东莞、佛山、顺德、青岛等一线轻工业、家电城市，但至少也是二线家电产业强市。基础是上世纪90年代打下的。 21世纪初，沿海一线地区劳动力成本、地价上涨，产业升级，家电等轻工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合肥则大打家电产业牌，进行“产业链招商”，结合自身家电基础，引进国际、国内一线家电品牌，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到2014年，合肥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四大家电”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是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家电之都。家电制造虽然不属于高科技产业，但能集中到这种程度，足以支撑合肥一个地级市经济连续多年增长，跻身全国前列。 现在各地都在学习合肥的“产业链招商”思路，但并不是任何产业都能顺着产业链招商，只有有基础、有优势的地方才能做到。至少要知道，合肥的家电产业链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前几十年轻工业的基础上形成的。招商引资只是为了强化链条、促进集聚，不可能凭空打造出完整的产业链。
在发展家电产业的过程中，合肥也看到了两次“赌博”的机会，一次赌输了，一次赌赢了。因为它只有两个家电巨头，所以只能赌两次，就是把这两个品牌卖给国际国内一流的品牌，换取这些大品牌在合肥建大型生产基地。美菱赌得不好，被卖给了顾雏军的科龙。顾雏军是资本运作的高手，不是实业家，科龙品牌被他毁了。他以科龙为资本运作的基础，收购了全国各地的家电品牌，然后用这些资产在股市上赚钱。美菱倒霉地卖给了他。荣事达赌得好，换取了国际大品牌在合肥投巨资建家电工业园。说是赌博，其实不是赌博，还是拿有实际价值的资源做生意，只是有风险。赌博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与独山县通过全盘招商，凭空打造出一整套招商环境不同，合肥先利用好自己几十年的轻工业特别是家电产业，重点发展家电，特别是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围绕这个产业投资建设各种服务基础设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独山县在各项基础方面都比不上合肥，所以要更加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已有的东西，或者更加专注，认真看好一个有基础、有优势的方向，再努力五到十年，总会有路可走的。
后来合肥又碰到京东方找地方建第六代液晶屏，合肥又一次“赌”了。京东方最初想去深圳，但深圳嫌弃它的生产线不够先进，想跟日本夏普合作做更先进的，结果被夏普忽悠，最后联合TCL投资华星光电，京东方被深圳赶走了。合肥看准机会，愿意出高价换取京东方在合肥建生产线。这件事情在当时特别轰动，被认为是一种开创性的做法。合肥市政府用旗下的国企出资60亿元认购京东方定向增发的股份，为京东方建生产线。以前都是招商引资，给土地各种税收优惠，这次政府直接出资建生产线，还持有一部分股权，其实并不求利。 亏了就承担风险，赚钱了就小赚一笔退出，看中的是京东方的发展前景和带动当地产业链的能力。后来重庆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如今，京东方投资建一条生产线，有很多地方政府愿意出钱。但那时的京东方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合肥敢冒这个险，需要勇气。
众所周知，合肥这次“豪赌赢了”，直接在家电产业之外，打造了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但这并不是豪赌。首先，京东方是一家正牌老牌国有大企业，绝对不是江湖骗子，背景也没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合肥本身有根基、有根基。六代线的液晶显示屏并不是特别高端，不能用在高端智能手机上，主要用在电视等家电上。合肥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制造基地，为京东方六代线提供配套和市场，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六代线的产量很大一部分合肥自己就能消化，合肥的家电行家们都看得出来京东方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市场。 甚至可以说，京东方的六代线也是家电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是产业链招商引资的衍生结果。所以投入这个钱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可控的。在外人看来是“赌博”，但在内行看来，根本不像赌博。所以不管是独山县还是其他地方，如果要学习合肥，至少要知道他们不是在“豪赌”，是认真、踏实的产业投资。很多地方失败在这里，不懂门道，只看表面，以为其他地方成功真的是靠“豪赌”，他们没有基础，没有优势，但是只要一扔钱，就能打造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全国的龙头企业。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做企业的基本道理：你为什么能赚到这个钱？你能解释清楚，你就是一个企业家； 如果你解释不清楚，你就是一个赌徒——偶尔莫名其妙地发了一笔横财，但最后必然血本无归。一个地方，没有基础，没有优势，却非要花重金引进一个大企业、一个大产业，最后那些认真做生意、做实业的人不来了，而是来了一堆骗补贴的。就像南洋花了巨资招年轻车，号称加水就能跑，结果被骗了好几个亿，最后全打水漂了。
在走访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后，我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地方经济发展就像做企业，要有根。有了根，有了方向，低端才能慢慢发展到高端，一开始慢，但后来跑得越来越快；没有根基，一味追求大、高，最后难免留下一盘散沙。独山县几乎是最典型的案例，它把地方产业能犯的错误都犯了，摆了个大摊子，花了大钱，没有根基就追求高端，不自杀都难。
到合肥长信到来时，已经是合肥第三次赌赢了。然而，合肥其实也有输过的时刻，并不为外人所知。2007年，合肥引进江苏熔盛重工，成立熔安动力、熔盛机械，打造船舶机械产业。为保证低速柴油机产销，市委、政府主动出击，投资12亿元成立航道管理公司，对白河入长江132公里航道进行改造，增建巢湖、裕溪口两座船闸，使船用低速柴油机能从合肥直运到长江，解决了熔安动力的落户难题。但好景不长，2013年前后，世界航运市场急转直下，船舶工业陷入低谷。 熔安电力、熔盛机械、江苏熔盛重工等熔盛下属企业相互举债担保，陷入一系列债务危机，拖欠银行贷款、逾期利息、租金等逾5亿元。合肥费尽心思引进的明星企业也成了“赖账者”，最后只能靠拍卖土地来追讨债务。这一次收效甚微，关键是有点太“逆天”了。合肥的天分在于地处皖北内陆，远离长江，历史地位不如安庆，如今想花钱改变合肥水上运输不便的条件，这一大招如果没有国家战略支持确实难以实施。而且重工业从来都不是合肥的强项，没有轻工业、家电基础，花钱上马大型重工业项目风险很大。
但不管怎样，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一样，总是有风险的，失败的案例肯定不少。比如日本的孙正义，成功投资阿里巴巴就足以让他成为日本首富，前后无数项目的失败，并不影响他的排名。政府投资不可能像孙正义那样高风险，但也不能绝对规避风险。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下，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滞，如果找准外部机会，结合自身优势，未来债权投资就不是赌博。如果合肥的投资像京东方、合肥长鑫那样，每笔投资都成功，那才是不正常的。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熔盛重工项目的投资失败，就否定合肥市政府十几年来投资发展工业经济的模式，也不会因为独山县的一次问题，就否定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工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不仅来自税收，而且首先是空间资源的运营和运营。在此报告中，最受欢迎的录像带是在杜桑（Dushan）录制的，他在杜桑（Dushan）的县录制的视频是完全合法的。赚钱。这并不意味着您应该专注于人们的生计项目。 大致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应将税收用于行政费用和人民的生计项目，而在空间资源（例如地方政府持有的土地）的收入应用于为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的建设和投资提供融资。
无论是一个生计项目还是一个工业项目，我们都必须尊重经济法律，并在杜山（Dushan）的情况下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不建立这么多的图像建造政府建筑物，并且不集中在大学城或科学技术公园，即使是一个大问题，也不是一个大事。 Hi-Tech区计划在欧洲风格的建筑物上花费了很多钱，这几乎是未完成的仍然有可能吸引投资以填补它。 如果大学城无法吸引世界一流的大学，那么培养人才的方法也可以弥补现金流量，而没有做出良好工作的人，如果他们在政策的决策中都可以促进他们的误解，那么他们就应该犯错误，他们会犯错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那么这是一种更正确的方法，即使他们无法赢得赌博，我们也不会赢得赌博，即使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也不会赢得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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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概况：李小宝（Li Xiaopeng），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兴达钦（中兴通讯）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分析，从黄河文明到腰带和道路倡议，城市战略家，中国的工业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