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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东门工厂区旧事:工厂区里的上海人见证城市变迁

时间:2024-07-15作者:admin分类:合肥资讯浏览:412评论:0

厂区里的上海人

——合肥东门厂区老故事

东门厂区

合肥东门工厂区,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即大同路至和平路之间的地区,由于当时这里工厂林立,所以合肥人就把这里称为“工厂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合肥的城乡划分十分分明,东门外,从老火车站沿胜利路一直到小东门以东,都叫东门,除了坝上街商贾云集,仍属于城市之外,往东一带都是乡村,纵横交错的农田间散布着不少村落。

1952年8月,皖南、皖北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以合肥为省会。从此,合肥成为安徽省政治、行政、经济中心。为了发展地方工业,当时的省、市领导决定争取一批企业从上海迁往合肥,利用上海的技术、人才、企业管理经验、机器设备、资金和已有的供销关系,帮助合肥的工业发展。为此,合肥市于1954年成立了工厂迁建筹备办公室,时任市委工业部长(后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杜炳南任主任,选派80余名干部负责此项工作。从此,上海企业迁入安徽的序幕就此拉开。也是在那时,合肥东门外的许多村庄纷纷建立了许多工厂。 合肥除了一些私营小作坊成立合作社外,也有不少工厂从上海迁过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同路、和平路一带,有矿山机器厂、客车公司、模型厂(后来的无线电二厂)、软木厂、搪瓷厂、面粉厂、针织厂、农机厂、带钢厂(后来的塑料厂)、砂轮厂、软木厂、安坊、合肥钢铁、省二建等。这些除了矿山机器厂、带钢厂、合肥钢铁、省二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迁建的。当时,上海共有56家企业迁入合肥,第一批迁建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此。这些工厂与农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后来的厂区。由于这些工厂的建立,这一带的农民大多转种蔬菜。厂区里,上海人和合肥人杂居一处,对合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模型工厂不简单

我百度了一下,发现关于六七十年代从上海内迁的工厂的资料几乎没有,下面我只能根据记忆粗略的描述一下。

我家住在松斗湾,离模型厂只有半里路。我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模型厂。模型厂在繁昌路南端,原址是合肥木材厂。合肥模型厂的前身是安徽省治淮模型厂。1953年初安徽省治淮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更好地规划和治理淮河,到上海筹备成立治淮模型厂。在上海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租用了卫校的仓库作为厂房,在当地招募了30名专业技术人员,正式成立了“安徽省治淮委员会模型厂”。1956年初,工厂从上海迁入,与合肥木材厂合并,起初叫“合肥木模型工艺厂筹备处”。 1956年,合肥木厂迁至三里街道天长路,改名为“安徽省综合艺术模型厂”。模型厂大部分人是上海人,主要制作沙盘模型、机械模型、电动模型。这些上海人很聪明。他们制作的《黄河根治开发示意图》、《都江堰》、《引黄济渭》三个大型电光模型,1956年、1957年先后到前苏联、朝鲜、捷克、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挪威、日本、越南等国展出,为新中国争得了荣誉。1956年,他主持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装修工作。 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为促进合肥经济发展,市委公共交通部门先后利用该厂的技术、人才和设备,新建了合肥仪器厂、轴承厂、广播器材厂、无线电一厂和精密铸造厂,后来发展成为合肥市的骨干企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逢国庆,合肥各厂都会把门楼装饰一番,有的会挂上两盏写着“国庆”字样的灯笼,再挂上几面彩旗,有的会挂上一条写着“庆国庆”字样的横幅。唯有合肥模范厂的门楼独具特色,既美观又新颖。门楼上的字全是由灯泡组成的,四周用彩色灯光勾勒出轮廓。这些灯时亮时灭,门廊的灯好像在转圈圈。每逢国庆节的晚上,我们都会来这里看门楼,我觉得那是合肥最先进的门楼了,我们总是看得入迷。模范厂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远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灯火通明的篮球场,每到周末,这里就会有篮球比赛。那时候,模范厂篮球队在合肥市应该是甲级球队,一般的工厂是不敢跟他们打球的。 他们通常会邀请同样从上海迁过来的篮球队,记得当时有江淮仪表厂、轴承厂、锻压厂,后来合肥钢厂、化工厂也经常在那里比赛。不同的是,他们的记分牌也是由小灯泡组成的数字,每进球一次,裁判就按一下看台上的一个按钮,比分就改变。时钟也是电动的,哨声一响,时钟就开始计时,哨声一响,时钟就停止计时。这些现在都不值一提了,但在当时,安徽的篮球馆还没有那么先进。这些不停变换的灯光和数字,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个感觉,模型厂不简单。后来听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太空了,其中就有模型厂生产的零部件。为此,模型厂还建了一个保密车间,我们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姐夫当时在模型厂供销部工作。 我跟他提过这件事,他不吭声。我急急问他,他说我也进不去。改革开放后,示范厂改为无线电二厂,生产黑白电视机。开始是生产9寸、12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很少见。我家第一台电视机是我姐夫买的,他说是送检的,质量很好。我就用这台电视机,一直用到1989年彩色电视机出来。后来并入洗衣机厂,直到改制。

中央派人去砂轮厂

距模范厂150米的地方是当地国营合肥砂轮厂,主要生产精钢砂轮,他们生产一种产品叫双面油石,专门用来磨金刚石钻头,这种产品主要出口国外。在它的墙外,经常能捡到废弃的砂轮、油石来磨刀,比我们的磨刀石好用100倍。1958年,国家领导人朱德视察过这个厂。后来,邓小平、陈毅、叶剑英、彭真、杨尚昆、聂荣臻等都视察过砂轮厂。我想,它们当时是合肥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中央有人来,一定会到这个厂看一看。现在这个厂已经改制,土地、厂房都被合肥百达集团收购了。

公交公司在和平路西头,五十年代末,独立公交车只有二三十辆,当时合肥市内只有三条公交线路,一线从火车站经长江路到三小口再向南到南七里站;二线从东七里站沿蚌埠路(长江东路)、淮河路到三小口;三线从安坊经坝上街到长江路再到农学院(农业大学)。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售票员,坐三站3分钱,坐六站5分钱,坐九站7分钱,最长票价是1分钱1角钱。我们班有个同学在公交公司上班,不管多远的车次他都能认出来,我当时特别佩服他。

三颗星和两只猴子

大同路中段是合肥搪瓷厂,是公私合营企业。1956年,上海立星搪瓷有限公司迁到合肥。这家公司是由上海华宝煤气灯厂、民丰搪瓷厂、永利瓷厂和几家私人小厂于1947年秋创办的,地址是上海市沪西长寿路。主要生产洗脸盆、痰盂、茶杯、碗、盘等,注册商标为“三星”,每件产品的背面都印有三颗五角星,三颗星下是“三星”三个字。为什么叫三星呢?据说从上海搬过来的时候,是三个股东合伙的,所以叫三星。这个三星在“文革”期间吃过不少苦头,大家都知道五星红旗是中国的象征,你搞三星,还能罚谁呢?

搪瓷厂东面是面粉厂,此厂原为上海华丰面粉厂,后迁至合肥,因建设周期长,直到1956年9月才投产,后来发展成为合肥市唯一的中型面粉加工企业。东面铜陵路口(原合肥老塘港)是安徽针织厂。1954年,上海振丰棉织厂迁至合肥(1919年建),原名振丰棉织厂,后来上海同庆、勤丰袜厂迁至合肥,并入该厂,1956年改为合肥针织厂,1966年划归安徽纺织厂,改为安徽针织厂,是全国五大针织、棉纺联合企业之一。 该厂主要生产棉毛衫、裤子、汗衫、背心、卫生服等,厂里的产品叫“双猴”牌,生产的每一件产品上都印有两只猴子,下面注明了纱线支数和厘米数。厂门口有个销售部,相当于现在的售后服务部。后来还换了罗纹袖口和领子。在针织厂工作的人有个特殊的福利,就是拉回丝。每个员工每个月都能领到一些织衣服的剩料,然后回家用废钢锯片拉成丝。拉出来的丝产品就叫回丝,在机械加工行业用来擦机床、擦手,相当于今天的抹布,一斤要几毛钱。别小看它,在当时也是个福利,工人可以多挣一些收入。

和平路上的合肥农机厂,最初生产双轮双铧犁、红薯切片机等小型农机具,后来改产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后来又分为省农机一厂、农机二厂、农机三厂。农机三厂在大蜀山附近。我对农机厂最深的记忆,就是他们办了一所农机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农机学校当时很有名,很多农村初中生都报考这所学校。

农机厂东边是安徽纺织厂,应该说安徽纺织是厂区的主角。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了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荣毅仁、郭棣和等著名上海企业家。会见中,荣毅仁、郭棣和表示希望到大陆投资办厂,发展大陆的纺织工业,以实际行动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在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权衡考虑后,决定由国家和荣毅仁、郭棣和等少数民族企业家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共同投资兴建大型公私合营纺织厂。

1954年,纺织工业部、上海申新纺织厂、永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会,决定共同投资兴建“公私合营安徽省纺织一厂”。荣毅仁先生冒着酷暑,亲自来到合肥考察选址。起初他们计划在“秋心庵”(旧庵,即后来的公交公司对面)。后来因1954年合肥发大水,此地被淹,便改在东边的高地上。这就是后来的安坊一厂旧址。这里原本是个苗圃,距合肥大东门仅2公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乱葬岗日后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纺织工厂群。后来,周围又建起了安坊二厂、印染厂、纺织附件厂(迁入上海)。

关于上海话和合肥话的笑话

于是,许多从上海迁来的工厂就聚集在东门外的和平路、大同路一带,形成了后来的厂区。这些从上海来内地支援建设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是合肥的第一代建设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工人是在当地招的。当时招工很简单,只要在路边摆个桌子,挂个牌子,写着“招工”,只要年龄合适,身体健康,填个登记表,就可以当工人了。上海工人的到来,给当时生活观念封闭、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合肥人带来了大都市生活的新气息,也给厂区周边乃至整个合肥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衣着、饮食等方面。那时的厂区就像一个小上海,这里的人讲上海话,穿白衬衫、花裙子,每年国庆阅兵的时候,安坊的方阵就像一场时装秀。 整个方队虽然是白色的,戴着白色的帽子,穿着白色的马甲,但是衣着集中体现的是上海的流行服饰,实在是华丽至极,他们按照上海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在合肥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着。

我上的是合肥市第十中学,地处厂区,是为了解决上海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而新建的,与安坊仅一墙之隔。学校里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上海人,他们之间交流基本都说上海话。经过多年对上海土话的接触,我也懂一点。 比如上海人说“阿拉”是“我”、“侬”是“你”、“以”是“他”、“以拉”是“他们”、“弄好”是“你好”、“夏夏”是“谢谢”、“坤高”是“睡觉”、“泰宇”是“洗澡”、“浑堂”是“卫生间”、“太头”是“洗头”、“修面”是“刮胡子”、“白象”是“玩”、“澹台”是“尴尬”、“扎闹猛”是“凑热闹”、“齐豆腐”是“占异性便宜”、“大棒”是“开玩笑,不认真”、“吾大嘎”是“没关系,别介意”、“开多星”是“吹牛”、“带兰吾”是“不负责任”、“毛小鱼”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刚开始,由于合肥话和上海话差别巨大,还闹出不少笑话。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合肥农村男人到曙光电影院门前一个上海老太太摆的茶水摊买水。合肥男人说:“我要喝茶。”上海老太太说:“我听不懂。”他连说了三遍“我要喝茶”,老太太都没听懂。合肥男人急了:“我操你二爷球(合肥话,脏话),我们农村人都该死”,老太太好像听懂了:“哎呀,你要七分,两杯一分钱。” 事后,合肥男子向别人提起此事时说:“我解释得好好的,她却听不懂。但我‘打’了一声(合肥话“骂人”),她就听懂了。”还有一次,合肥男子到上海男子家里做客,上海男子请他喝酒,合肥男子就学着上海男子说:“这,阿拉‘不行’(合肥话:没办法。相当于上海话‘没来赛’)”。这句夹杂着上海话的合肥话,惹得一桌上海人和合肥人一起哈哈大笑。上面这句话,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笑话。笑而不语,不以为意。

上海人吃蜗牛

有人觉得上海人世故、聪明、排外,常常看不起别人抬高自己,善于算计,跟广东人一样。珠江以北都是北方人,除了上海人,其他人都是“乡下人”,吃穿都很讲究,做事一丝不苟。

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下课后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两只田螺来吸,觉得那屎很甜。想来一只,却见田螺的头已经缩进壳里,就像一颗葡萄干,怎么吸也吸不出来。合肥人一直用田螺喂鸭子,买回来后,把屁股切下来,用油煎一下,加上姜、葱、花椒粉等,就成了一道漂亮的配菜,他们吃得很自在,准确无误地吸了一口,就连我们平常说的蜗牛屎,他们也说味道还不错。受他们的影响,合肥人也开始学着吃田螺。80年代,合肥出现了很多专卖田螺的餐馆。 那时,市政厅广场一带,有不少卖田螺的餐馆,犹如今天宁国路的“龙虾街”。入夜,每家店铺都座无虚席。吸螺声此起彼伏,置身其中,让人垂涎欲滴。上海人也爱吃螃蟹,把螃蟹洗净蒸熟后,沾上用嫩姜、醋、糖调成的酱汁,吃完一只螃蟹,壳还能拼成一斤螃蟹。我们合肥人常说有鱼不吃虾,但河虾才是他们的最爱。老母鸡和花生被他们视为珍品中的珍品,每逢过年,他们回上海,总会带一些。那时候,给上海人送一只老母鸡和两斤花生,是一份很重的礼物。

穿着睡衣走路

在衣着方面,上海人引领着新潮流。傍晚时分,在曙光影城广场、厂区百货大楼、厂区菜市场(这几个地方都是上海迁建的,为工人提供生活设施)里,都能看见穿着睡衣、睡裤走来走去的年轻女子,她们肯定是上海人。毫不夸张地说,这真的让合肥人大开眼界,知道了睡衣是什么,知道了穿着这样的衣服上街意味着什么。

我在上学的路上、在学校里,看到上海人一年到头都穿着衬衫,衬衫的领子是挺括的白的。要知道,那时候买布、买衣服都要用布票,一个人一年只有6尺布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人一年只有2尺6寸的布票。(前苏联说三个中国人穿一条裤子,就是源于此)。他们一年到头都穿着衬衫,那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布票呢?偶然间,我发现他们只穿了一个领子,上海人称之为“假领子”。除了挺括的领子,下面只系了两寸长的布,用布带绑在肩膀上,再在外面套上一件外衣,一眼望去,好像是一件很时髦的衬衫。这种假领子在上海有卖,是用服装厂的下脚料做成的,在市场上也用布票卖。 一个假领子要花2英寸的布票。

每到春夏,厂区就像是时装秀,上海流行什么,厂区的人就穿什么。我猜都是上海人到合肥买的,用合肥的老母鸡和花生米换来的。当时合肥人嫁女儿、嫁媳妇,总想办法托上海人从上海买些衣服、被套,包括洗脸盆、那些全铝制的水壶。只要衣服或生活用品上写着“上海”三个字,就算是上等货。当时结婚的时髦是“三转一铃一按”。三转是自行车、钟表,铃声是收音机,按一下是照相机。你家能准备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只上海牌手表、一只三五牌钟、一个红灯笼牌五灯收音机、一个海鸥牌照相机,娶媳妇就不难了。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捡到漂亮的东西。做衣服的材料,涤纶、涤纶、毛呢,只有上海才有卖。要买到这些东西,除了钱,还得找上海人。那时候上海人过年回家,背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装着花生、麻油、老母鸡,过完春节,又背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装着涤纶、卡其、毛呢,回到合肥。可以想象当时上海人在合肥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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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人——菜农

厂区里,除了那么多厂房,还有职工宿舍。各个厂的宿舍基本都在厂区周围。也有例外,大同路上有一处联合宿舍,是模范厂、搪瓷厂、面粉厂、针织厂等联合建的。那时候的职工宿舍基本都是仿苏联的两三层楼,中间过道,南面是卧室,北面是厨房和卫生间,有的卫生间是公用的。一户一户,房子类型基本一样,卧室只能放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人在里面只能侧身行走。什么叫“屁股挤墙就裂”?就是这个。我去同学家玩,上海的房子虽然小,但总是干净整洁,床上、桌子上堆满了东西; 有些人在墙上做两个支架,再放一块木板,就形成了一个小隔间,我的同学就睡在这样的隔间里,那是他自己的世界,他很自豪,很满足。

东门外的农田曾经是一片土地,但被那么多工厂和员工宿舍分割,所剩无几。世代务农的农民,适龄的青壮年有的被招进工厂,有的因土地被工厂征用,作为附加条件在工厂当合同工。田地现在很分散,已经不适合种小麦、水稻,大多改种蔬菜,以保证合肥东门外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一带农民的户口本和粮食收购证,和城镇居民的一样,只是多了一个“菜农”两个字的橡皮章。有了这两个字,他们受到的待遇就和城镇居民大不相同了。他们是农业居民,不是城镇居民,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好在离城近,住在厂区里,他们也高兴。一方面家家都有人在厂里工作,另一方面家家都有田可以种。 他们自嘲自己是“既是工人又是农民”,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但实际上,他们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而是一群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在厂区里过着安逸的生活。

厂区中间有个菜市场,叫“厂区菜市场”。厂区菜市场在荻港路东侧。在这个市场买菜的,大多是附近工厂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上海人。卖菜的,基本都是附近的“菜农”。菜农种的菜,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上海人的需求。比如上海人爱吃的虾、蟹、螺蛳,本地没有,就得从外地运进来。当时是不允许私自贩卖的,这叫偷盗、牟取暴利,是犯罪。怎么办呢?有些人趁这个机会,偷偷跑到上排、三河等地去买,然后拿到厂区菜市场去卖,从中赚取一点差价。这个买、卖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双方都有利。我们把从事这种生计的人,叫做菜贩。 当时,厂区附近的很多菜农都从事这样的工作。

上海人民和我们一起过大年

1968年春,父亲去世,剩下我和母亲、弟弟三人相依为命。那一年我19岁,弟弟14岁,母亲生病,丧失劳动能力。1966年我初中毕业,文革期间回老家种菜,生活相当艰苦。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不但雪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报纸上说这是五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在家无事可做,就跟着堂兄学着卖菜贴补家用。眼看快过年了,家里还没买年货,弟弟无忧无虑,母亲的哮喘又复发了,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我知道,买年货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身上了。腊月二十九,我借了三姐夫自己组装的杂牌自行车(我自己买零件组装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钱和票子是买不到整车的),扛着麻袋冒着大雪出门,直奔厂区东边农村的一个大集镇——大兴市场。 达克斯市场(Daxing Market)距离目前的第二工厂,距离工厂区域只有6或7英里,当时我们到达市场时,这是我们当时的,因为这是一年的结束时,有很多人从市场上卖出了蔬菜。 “购物”,结果只有100磅。 我下车了,将麻袋抬到水中,捡起麻袋,回到车上,当时我到达了八点钟。

上海人喜欢调味料,我的牙齿是多少,我说:“这很昂贵。”她说“一磅”,我停止了她的手,我不让她称重450克。称量足够。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买了两只鸡,一只男性和一只雌性,一条肉,一条鱼,两条鞭炮,少量香,两瓶葡萄酒,一包葡萄酒,一包香烟和我的母亲的方形毛巾...在雪地上卖蔬菜的旅行,上海人们想要一年,我的家人都可以买到。在雪上满载。 当我离家距离两米时,我大喊:“妈妈,我回到了新年的商品……”雪还落下了,雪痕逐渐被新的雪覆盖,上海逐渐变得更轻松。

换鸡蛋换旧衣服

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的预算是一项计划的,几乎所有的必需品都提供了谷物,石油,盐,盐,大豆产品,饼干,饼干,饼干,牛奶粉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从事谷物优惠券和煤炭优惠券的业务,因为这是非法的,并且会用来赚钱,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使用当地专业来从该市交换一些谷物优惠券。

在工厂区域的宿舍中,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小女儿都来自上海。我想和你的家人交换鸡蛋。 。 他迅速拿起了他女儿从橱柜里穿的前十件衣服,几乎换了一篮子姨妈,姨妈看着一堆小衣服,说:但是他们不能卖给他们十磅的食物,然后他会在一段时间内回来,我将不在家里戴上姑姑的姑姑在不开心的情况下,将他们送给您。回家,携带一袋米饭到城市。 因此,当她在家里跑出鸡蛋时,她会在鸡蛋中跑去,她将在鸡蛋中购买一些鸡蛋。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个新闻在工厂和乡村中迅速传播Hefei农村人相互交流并从中受益。

感谢上海人民

不久前,我再次去了我的记忆中的道路,但除了宿舍之外只是为了证明照片中的高层建筑在1960年代是一家工厂,以唤起我们同龄人的甜蜜和痛苦的回忆。

现在,大多数从上海搬到Hefei的人都是老年人,甚至他们的孩子都超过60岁。但是,他们对Hefei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永远存在于1950年代的历史纪念碑中。”

如今,Hefei已经是一个新的现代城市,与过去相比,与过去相比,我们应该忘记Hefei对Hefei的经济发展的杰出贡献。

照片和文字:歌曲Yego和Song Zhouqin